七

十二月，北京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稀稀疏疏的，落在地上就化了。但气温骤降，空气干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子。沈清如买了条羊绒围巾，浅灰色的，很软，围在脖子上很暖和。

陈父的病情恶化了，住进了医院。肿瘤医院在西四环，很远。陈致远每天下班就往医院跑，沈清如有空也去。病房在十二楼，单人病房，很安静。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混着药味，一种生硬而苦涩的气息。

仪器发出规律的嘀嗒声，像某种倒计时。陈父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精神还好，每次沈清如去，他都要问她的工作，听她讲项目进展。

"年轻人，要好好干。"他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以后是你们的世界。"

沈清如点头，心里发酸。她想起第一次见陈父，是在陈家书房。老爷子坐在轮椅上，手里拿着一本《红楼梦》，正看到"黛玉葬花"那一回。他问她："你觉得黛玉为什么葬花？"

她想了想，说：'因为从花落里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陈父笑了："说得对。花开花落，本是常事。但人看了，就生出许多感慨来。"

现在，老爷子也像一朵即将凋谢的花。生命的力量正一点点从他身体里流走，像沙漏里的沙子。

平安夜那天，陈父突然想吃糖葫芦。他说："突然想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陈致远跑了大半个北京城，从东城跑到西城，从王府井跑到后海，终于找到一家还在卖糖葫芦的小店。山楂是新鲜的，糖衣很脆，咬下去嘎嘣响。老爷子咬了一口，笑了："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那是陈父最后一个笑容。

三天后，凌晨三点，医院打来电话。两人赶到时，陈父已经走了。很安静，像睡着了一样。脸上很平静，没有痛苦的表情。窗外的天还是黑的，只有远处的地平线泛着一点微光。

陈致远握着父亲的手，很久没有说话。他的手握得很紧，指节发白。沈清如站在他身后，不知道该说什么。死亡来得太快，太突然。虽然早有准备，但当它真的来临时，还是让人措手不及。

她想起父亲送她上火车时说的话："好好读书，以后留在北京。"那时候，她觉得北京很远，未来很远。现在，她就在北京，未来就在眼前。但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葬礼很简单。陈父生前交代过，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请道士，不开追悼会。只是几个亲近的家人朋友，在西山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把骨灰撒了。陈父说，那里能看到整个北京城。

确实是。站在西山的半山腰，可以看到北京的全景——高楼，马路，车流，像一幅巨大的沙盘。城市在脚下延伸，无边无际。

送走亲友后，陈致远一个人在书房坐了一整天。书房里还保持着父亲生前的样子，书桌上摊开着一本没看完的书，是《计算机程序的构造和解释》。沈清如没有打扰他，只是泡了茶放在门口。茶是铁观音，父亲生前最喜欢的。

晚上，陈致远走出来，眼睛红肿。

"我爸最遗憾的，是没看到孙子。"他说，声音很哑。

沈清如没接话。这个话题太沉重。孩子，未来，这些词在死亡面前显得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

"但他说，看到我成家，他就放心了。"陈致远抱住她，把脸埋在她肩上。他的肩膀在抖，像在哭，但又没有声音。"清如，谢谢你。"

沈清如拍着他的背，像哄孩子一样。一下，一下，节奏很慢。这一刻，她忽然意识到，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还是两个家庭的联结，是生老病死的共担。爱情可以很浪漫，但婚姻很现实——要一起面对疾病，面对死亡，面对生活中所有的不堪和沉重。

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北京冬天的夜晚，寒冷而清澈。星星很亮，像碎钻一样撒在天鹅绒般的夜空里。

八

新年过后，沈清如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

她和陈致远回了南方老家。火车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硬卧，颠簸得她腰酸背痛。车厢里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人，大包小包，吵吵嚷嚷。空气里弥漫着泡面、汗水和烟味混合的气息。

但看到父母在站台等候的身影时，她觉得一切都值得。

沈家不大，三室一厅的老房子，是父母单位分的，住了三十年。墙壁是淡绿色的，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地方已经发黄、脱落。但收拾得干净整洁，一尘不染。阳台上种着茉莉花和一盆三角梅，冬天茉莉不开花，三角梅却红艳艳地开着。

母亲做了一桌子家乡菜：回锅肉，麻婆豆腐，清炒豌豆尖，还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酸萝卜老鸭汤。父亲开了瓶珍藏多年的白酒，是本地老窖出的，装在陶瓷坛子里，坛口用红布封着。

"清如瘦了。"母亲摸着她的脸，手很粗糙，是常年洗衣服做饭留下的，"在北京吃得惯吗？有没得辣子吃？"

"惯。"沈清如说，乡音不自觉地冒了出来，"致远会做饭。我自己也做，就是买不到好的二荆条和花椒。"

陈致远确实会做饭，虽然只会几样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青椒肉丝，煮面条。但在这个问题上，沈清如选择了善意的谎言。她不想让父母担心。

年夜饭时，电视里放着春晚。小品，歌舞，相声，热热闹闹的。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像在宣告新年的到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团圆饭。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柔和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