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产期前一周的周三，林见微在工位上改完了最后一份尽调报告。

那是何知予发来的工业自动化项目的可比公司分析，他独立完成的，每一页都有数据来源标注，每一个假设都附了敏感性分析。她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在最后一页画了一个方框，然后合上电脑，把桌上那盆绿萝的藤蔓绕好，把刘敏放在她工位上的最后一包薄荷茶泡了。何知予从打印区走过来，手里拿着刚打印出来的底稿，说林总，这一批供应商的交叉验证已经做完了，没什么大问题。她说好，然后又补了一句：以后你自己判断就行。何知予沉默了一下，说好。

她靠进椅背里，看着窗外十六楼的夕阳把陆家嘴的天际线染成一片深橙色。肚子已经大到看不见脚尖了，久坐超过二十分钟腰就酸得厉害，她把刘敏送的靠垫塞在腰后面，一只手扶着桌沿站起来，在走廊里走了一圈。路过茶水间时看到刘敏正往她那杯“我爱上班”的马克杯里加第四包糖，刘敏抬头看到她，说你怎么还没走。她说还有最后一封邮件要回。刘敏说你预产期就这几天了，还回邮件。她说回完就休假。

那天半夜，她被一阵剧烈的宫缩痛醒。

她睁开眼睛，天花板上那道从灯座延伸到墙角的裂缝在微弱的夜灯下隐约可见。睡前她还在想松江项目交割后周总发来的感谢邮件，现在那些念头被一阵一阵的疼痛碾碎了。她侧过头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闹钟——凌晨三点多。凌霄远睡在旁边，呼吸很均匀，一只手搭在被子外面，手指微微弯曲。她深吸一口气，等这一波宫缩过去，然后伸手推了推他的肩膀。

他几乎立刻醒了。那种反应速度和他当年在论坛上被问到模型漏洞时一模一样——从完全放松到完全清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他坐起来，打开床头灯，灯光刺得她眯了一下眼。“好像要生了。”她说。他先是一愣，然后一把掀开被子站起来，穿拖鞋时第一下穿反了，左右脚换回来，动作比平时快了一倍。他说你先坐着别动，他去拿待产包。待产包是她提前好几周就收拾好的，放在玄关的鞋柜旁边，里面装着产妇垫、换洗衣物、证件、保温杯、一包苏打饼干。他拎着待产包从客厅走回来时，她已经扶着床沿站起来了。他把外套披在她肩上，扶着她慢慢走出门。

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她靠着电梯壁，一只手扶着他的手臂，另一只手按在肚子上。宫缩又来了，她闭上眼睛，用之前在孕妇课堂上学到的呼吸法调整节奏——吸气四秒，屏住两秒，呼气六秒。凌霄远没有说话，只是把手臂稳稳地撑在她身后，让她整个人的重心都靠在他身上。电梯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凌晨的大楼很安静，只有电梯运行的嗡嗡声和她压抑的呼吸声。

凌晨的上海街道上几乎没有车，路灯的光在薄薄的晨雾里泛着冷白色。她靠在副驾驶座上，安全带已经系不上了——肚子太大，只能用一只手抓着扶手保持平衡。凌霄远发动车子，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把她的座椅靠背调得更仰了一些，然后从后座拿过靠垫垫在她腰后面。她说你不用开那么快，第一产程一般要好几个小时。他说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些。她说孕妇课堂讲的，你上次没去。他说他下次一定去。她在宫缩间隙里忍不住弯了一下嘴角——这人连产房都没进过，已经在承诺“下次”了。

到了医院，急诊大厅里很安静，日光灯把地面照得反光。护士推着轮椅过来，让她坐上，问了基本信息，把她推进产科病区。值班医生做了检查，说宫口开了不到两指，还早，先在待产室休息。凌霄远把她扶到待产室的床上，把待产包放在床边的柜子上，然后出去打电话——基金那边的晨会，他需要远程接入，说几句就回来。她靠在床上，看着窗外天色从墨蓝慢慢变成淡灰，然后泛起一层很薄的鱼肚白。宫缩的间隔逐渐缩短，每次疼痛都比上一次更剧烈，像有人在她小腹里拧一块湿毛巾，越拧越紧。护士每隔一段时间来检查一次，每次都说“再等等”。她想起方敏说过，生她的时候也是凌晨，纺织厂的上工铃还没响，产房里很安静，只有她一个人的哭声。那时候方敏一个人躺在产床上，身边没有丈夫——林建民在车间加班，没人叫他。方敏说她不怪他，厂子要倒了，大家都在拼命保住最后几个月的工资。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淡，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现在林见微躺在这张产床上，凌霄远在外面打电话，她忽然理解了母亲当年的那种平淡——不是不在乎，是知道有些事只能自己扛。但她和母亲不同。母亲是一个人扛，她至少有个人在外面打电话。

早上八点多，宫口终于开全了。护士把她推进产房，凌霄远被挡在门外。她躺在产床上，头顶的手术灯很亮，刺得她睁不开眼，灯罩边缘有一圈模糊的光晕。助产士的声音很稳，说跟着宫缩的节奏用力——吸气，屏气，向下用力。她咬紧牙关，配合着指令一次次用力。汗水把头发浸透了，贴在额头上，手指攥着产床的扶手，攥得指节发白。她想起很多年前在舞蹈教室练控腿时也是这样——咬着牙往上抬，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到第五下开始抖，但还是继续往上抬。那时候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现在她也在做同一件事——在所有人都觉得“差不多可以了”的节点上继续往下撑，撑到她自己觉得可以了为止。

然后她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很响亮，很尖，穿过产房里各种仪器的嗡嗡声直直地钻进她的耳朵里。那一瞬间她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方敏在纺织厂车间里打算盘的背影，陈修远在图书馆书页边缘用铅笔写的批注，何姐在消防楼梯间递过来的冰棍，凌霄远在论坛上站起来提问时被走廊灯光照亮的侧脸。所有这些画面在一个婴儿的哭声里同时涌上来，然后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打断。

她听到助产士的声音忽然变了调。不是刚才那种平稳的、流程化的语气，是那种在临床中压下紧急感但仍然有一丝控制不住的急促——血压在往下掉，出血量在往上走。意识变得很轻很薄，产房里人影晃动，有人在她耳边很大声地喊她的名字，有人在推仪器车，有人在数出血量，数字报得很快，一个叠着一个。头顶的手术灯还是那么亮，但她觉得那盏灯在慢慢变远，像隔着一层水。

然后她听到有人问家属在哪儿。护士说在外面。有人说让他签字，可能需要切除子宫，问产妇本人的意见。

她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大概是身体在极限状态下调用了最后一点清醒的意识。她张开嘴，声音很小，但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