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茶壶，端起茶盏。余光里，她的袖子动了一下。她从袖中取出一样东西，放在石桌上，往我这边推了半寸。

是那支玉簪。

“妹妹昨天收拾屋子，在姨娘旧日的木匣里发现了这个，”她低着头，声音压得不高不低，恰到好处的平静，“妹妹见识浅，不认得是什么玉。姐姐见得多，想请姐姐掌掌眼。”

她说这话时，尾音微微往上扬了一点点。是那种故意抬出来的、表示坦荡坦然的扬。

太刻意了。

我心里忽然生出一股说不上来的违和感——不是对她起疑，而是好像这一瞬早就被写好了，而我只是照着念词。

我把茶盏放下，伸手去拿那支簪子。

指尖触到玉面的那一瞬间，我只觉得那玉很凉。是那种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凉，浸透了阴气和潮气，入手的一刻便从指尖蔓上来，沿着手上的血脉往上走。可这凉意并不让人觉得难受，反倒有一种奇异的、近乎熟悉的舒适。

我拿起簪子，举到眼前。

这是一支白玉簪，通体素净，只在簪头雕了一朵小小的梅花。玉质不算上乘，其中一面有水线，透光能看到里头有一小片棉絮似的杂色。雕工也朴拙，梅花的五个瓣并不完全对称。这样一根簪子放在银楼里，最多值二三两银子。

可我的眼睛离不开它。

那朵梅花。五瓣的、朴拙的梅花。我为什么觉得我在哪里见过它？不是在这个府里，不是在任何一个银楼的柜台里，而是在——什么地方？

我攥着簪子，指节发了白。

目光顺着簪身从上往下移。移过那朵梅花，移过光润的玉面，移到簪尾。簪尾弯成一个小巧的弧度，打磨得很光滑。在弧度往上两寸的地方，有一道极细的刻痕——不是裂纹，是有人用尖锐的东西刻意划上去的。刻痕很浅，但因为我转了角度，光恰好照在那道痕迹上。

我凑近去看。

那是几个什么字？不，不是字。是拼音，三道横线和两道斜线。像是某个图案落笔太轻，只来得及描了个轮廓。

不对。不是轮廓，是删改。有个字被人刻意抹掉了，用刀尖划了一道又一道，划得玉面都凹下去了，但还是漏了一笔。

我猛地松开手。

簪子吧嗒一声落回石桌上，在石面上弹了一下，滚了半圈，撞到茶碟才停下来。

“姐姐？”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我没有看她。我盯着那支簪子，盯着那个划痕。头忽然开始痛。是那种从后脑勺往天灵盖钻的钝痛，像有什么东西被扣在颅骨底下，正在拼命往外顶。我的呼吸急促起来，茶盏从手边翻倒，茶水漫过石桌往下淌，滴答滴答落在裙摆上。可我顾不上。

因为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一间屋子。不是这府里的任何一间屋子——墙壁是白色的，没有窗棂没有雕花，只有白得像骨头的墙。屋里有光，很亮很冷的光，从天花板上照下来，像冬天的日头，却一点也不暖和。光底下有一张窄窄的床，床上躺着一个人。她的脸模糊不清，手臂上缠着许多管子，管子的另一头连着一架嗡嗡响的机器。那机器的屏幕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线，绿色的，一跳一跳的，像是蛐蛐的须子在颤。

然后那线不跳了。变成一根直直的东西，横在屏幕中央，一动不动。

耳边有人在说话。声音很短，很急，像是喊了一个名字，喊完又喊了一遍。

什么名字？

我想听清那个名字。可头痛像一把锉刀，从颅骨的内侧往外锉，每一声都盖过耳边的幻听。头顶的栀子花香忽然变浓，浓得近乎腐臭，像是什么东西烂在了泥土底下。飞花阁的檐角在我视野里倾斜、旋转，那株魏紫从汉白玉花台上慢慢弯下腰来，紫色的花瓣一片一片地往下落，无穷无尽地往下落，像一场永远也下不完的雨。

“——姐姐？姐姐！”

一只手扶住了我的手臂。那只手很瘦，骨节分明，手心是热的。我的身体比脑子先做出了反应——反手扣住那只手腕，力道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对方闷哼了一声，但没挣开。

我低头，看见自己攥着的是“沈怀瑜”的手腕。她的手腕很细，我的手指死死地扣在上面，指节发白。她疼得额角沁出了汗珠，但她没叫也没躲，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她的眼睛。黑而深，像两口井。井水里没有惊慌，也没有委屈，只有一种很奇怪的、近乎了然的等待。

“姐姐，”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醒什么，“您是不是……认得这支簪子？”

我松开手，退回原位。

“不认得。”我说。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是沈怀瑾的声音，温柔、虚弱、带着一点受了惊吓的娇怯。可我说这三个字时，心里有个地方正在发抖。不是怕，是震。像是一根埋在很深很深的地底下的弦，被什么人忽然拨了一下，余音嗡嗡地往四面八方荡开去。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认得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认得”的时候，这三个字像刀片一样刮过我的喉咙。

“沈怀瑜”收回手，揉了揉被我抓红的手腕。她没有再追问，只是拿起那支簪子，重新收回袖中。她的动作很从容，可她的目光从簪子上抬起来时，在我的脸上停了一下。

那一下很短。可就在那一下里，我分明看见她的眼底亮了一亮——不是泪光，是某种更接近于确认的光。像是她一直悬着的一颗棋子，终于落了盘。

她在试探我。方才那句话不是担忧之下的顺口一问，而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这支簪子，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拿去给吴嬷嬷看。她真正要找的那个人，是我。

她知道了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她不像以前那些“沈怀瑜”。以前那些“沈怀瑜”，有的怕我，有的躲我，有的想要讨好我。可没有一个人拿过什么东西来刺我。她们以为这座宅子里最危险的是太太，是吴嬷嬷，是那些无处不在的规矩和杀机。她们不知道，真正危险的人，此刻正坐在她们对面，端着打翻的茶盏，强忍着颅骨里翻涌的钝痛，对她们温柔地微笑。

而她——她好像看见了。

“妹妹冒失了，”她说，声音恢复了恭顺，“不该拿这簪子来打扰姐姐。想必这几日为抄经的事费了心神，妹妹看姐姐脸色不太好。”

“不碍事，”我把袖口理好，“抄经抄得累了些，加上这几日没睡好。吓着妹妹了。”

“岂敢，”她站起身来，“妹妹这就去佛堂，替姐姐把今日的经文也都抄了。姐姐就好生歇一日吧。”

我没有拦她。

她走出亭子，下了台阶，走上那条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甬道。月白的背影在栀子花丛中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一道月洞门吞了进去。

我坐在凉亭里，茶盏翻了，裙摆湿了一大片。

我看着裙上那块深色的水渍，茶水的颜色正一点点往外洇，把杏子黄的缎子染成了赭褐色。杏花开完了，海棠也开完了，栀子花正在开。一年一年，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我在这园子里看了无数个春天，从来没有觉得哪一种花香令人这样烦躁过。

然后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支簪子上，被划掉的字究竟是什么？

我闭上眼，试图重新捕捉方才那一瞥之间看到的轮廓。那几道笔画的走势，那个被刀尖刮得凹下去的玉面。是七道线——横，竖，横折，横，竖提，撇，捺。

“雪”。

是一个“雪”字。

那支簪子上，刻的是“雪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