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簪是在第四天被发现的。

说“发现”并不准确——它一直都在那里，在二姨娘旧居那张落满灰的梳妆台抽屉里，躺了不知道多少年。只是直到第四天，才有人把它翻出来，举到光底下，看清了它身上的纹路。

那年雨季来得格外早。清明的纸钱还没来得及烧，接连几日的雨便浇透了昭化县每一条街巷。雨水顺着瓦垄倾泻而下，在檐角挂成一道密密的水帘。甬道上的青砖被泡得颜色发深，羊齿蕨疯长起来，从墙根一直蔓延到路中央。整座沈府后宅都蒙着一层潮而黏的水汽，衣服晾不干，被褥总觉得潮乎乎的，连佛堂里的檀香都起了霉斑。

老太太说，这雨下得不是时候，老太爷在地下怕是要受潮。于是祠堂里的长明灯多添了两盏，香火也比平日里烧得更旺些。吴嬷嬷每日卯时二刻去上香时，总要额外带一包袱纸钱，在祠堂门口烧化了，说是给老太爷添些阴间的衣裳被褥。

太太在荣寿堂里坐镇，一面张罗法事，一面还要应付庄子上送来的账目。今年雨水多，佃户们叫苦不迭，她案头的账本堆得一天比一天高，脸色也一天比一天沉。

但这些都与我无关。

我仍旧每日卯时起身，对镜梳妆，去荣寿堂请安，回来绣花，抄经，用饭，入寝。日子过得像一架织机上的梭子，来来回回，永远在走着同样的路。

只是有一点不一样。

自从那回在抄经日无意间撞见“沈怀瑜”小案上搁的旧物和字纸，我发现自己开始不由自主地留意她。不是以前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以前我看她，像看一件送到跟前待估价的瓷器，打量她的成色，判断她有没有裂纹。而现在，我更像是一个蹲在水边的人，看着水面下的影子。那影子也许是一条鱼，也许是别的东西，但只要它还在动，我就忍不住想多看一会儿。

这个比喻让我有些不舒服。但我说不上来是哪里不舒服。

雨下到第四日，出事了。

倒不是死人的那种出事。是针线房有个丫鬟，名叫彩屏的，在给二姑娘送衣裳的时候，无意间撞见了一件事。

后来据彩屏自己说——她的话经过吴嬷嬷的嘴，再由挽翠转述到我耳朵里，可信度已经打了折扣，但大致轮廓还是清楚的——她那天午后去西厢送改好的春衫，走到院门口，看见二姑娘的房门虚掩着。她正要敲门，忽然听见里头有人说话。

不是一个人在说话。是两个。

她吓了一跳。因为西厢院里除了二姑娘自己，就只住着一个洒扫的粗使婆子，那婆子是个哑巴，从生下来就不会说话。那么二姑娘是在跟谁说话？

彩屏没敢推门。她缩在窗根底下听了一会儿。她说二姑娘的声音很轻很柔，不像是在跟下人说话，倒像是在跟什么人商量事。偶尔停顿，像是在听对方回答。可停顿过后，她又接着说，说的内容和前头是连贯的。这让彩屏越发毛骨悚然——因为整段对话里，她始终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

彩屏吓得连衣裳都没敢送，端回针线房时手还在抖。掌事嬷嬷问她怎么了，她支吾了半天，才把这事说出来。

消息传到太太耳朵里时，太阳还没落山。

太太的处置很干脆。她说，西厢那地方常年背阴，二姑娘年纪又小，怕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当即命人从佛堂取了一串开了光的菩提子数珠，又让吴嬷嬷亲自去西厢，看着二姑娘把数珠挂在床头。

这事到此为止。太太没有追究，也没有请人来做法事——她大约不想惊动老太太。毕竟清明在即，这种时候最忌讳提“鬼”字。

我是晚膳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挽翠替我卸妆时，一边拆发髻一边把吴嬷嬷那套话原封不动地搬给我听。她说到“二姑娘在房里跟人说话，听不见别人声音”的时候，手里的梳子重了一下，扯断了我一根头发。

“疼。”我说。

“姑娘恕罪。”她把梳子在掌心里搓了搓，搓掉上头缠的那根细软发丝，声音压得比往常更低，“姑娘……您说二姑娘她，不会是真……”

“真什么？”

挽翠咬了咬嘴唇，把“中邪”两个字咽了回去。

我没再追问。

管它中邪还是装神弄鬼，西厢的事本来轮不到我管。离清明还有三天，抄经还剩两天，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但挽翠接下去那句话，让我拿簪子的手顿了一顿。

“说起来——今儿个吴嬷嬷去西厢，瞧见二姑娘妆奁上搁着支玉簪子，”挽翠把我卸下来的金簪放进妆奁匣子，随口道，“吴嬷嬷说那簪子看着不像咱们府上的手艺，可二姑娘非说是姨娘留下的旧物。吴嬷嬷回来跟太太禀报时还嘀咕，说她在府里几十年，从没见二姨娘戴过什么玉簪子。”

我将银簪搁在妆奁里的动作，慢了半拍。

玉簪。

西厢那晚，猫叼走了什么？我眼皮底下闪过一道转瞬即逝的反光。还有抄经日那天——她桌上那几样被我悄悄收入眼底的小物件里头，可没有簪子。

“然后呢。”我的声音很平。

“然后太太说，”挽翠将象牙梳上的碎发扯下来，“横竖是她们二房的东西，随她去吧。”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翻了好几个身才睡着。

玉簪。姨娘留下的玉簪。

不对。

二姨娘死的时候，怀瑜还在襁褓里。就算留了什么遗物，这么多年过去，要么被二房太太收走了，要么早就在搬挪中散落。怎么会凭空出现在一个刚进府不到半个月的“沈怀瑜”手里？

要么她从哪里翻出来的。要么——那簪子压根就不是二姨娘的。

第二天，也就是花朝宴后第十四日，雨终于停了。

天刚放晴，老太太便坐不住了。她拄着沉香拐杖，亲自去园子里看她那株魏紫。雨后的牡丹开得正好，花瓣上还缀着水珠，在日头底下闪闪发光。老太太看了半晌，忽然回过头对太太说：“今日天好，叫怀瑜也出来走走。那孩子整日闷在屋子里，仔细闷出病来。”

太太应了，便叫人去西厢传话。

于是这一日，我便在园子里见到了她。

地点还是在飞花阁的凉亭里。挽翠替我摆了茶具和两碟点心，一碟藕粉桂花糕，一碟松仁枣泥饼。亭外的栀子花开到了七八分，香气比前几日浓了不少，闻久了有些头晕。

“沈怀瑜”来得很快。她大约是接到传话就动身了。她今儿个穿的仍是那件月白衫子，头上簪的还是那支银簪，通身上下和往日并无不同。

但我一眼就看到了她袖子里露出的一点东西。

不是簪子。是一个平安结，红线编的，穗子有些旧了。半截挂在袖口外头，大概是抄经那日之后，便一直随身带着。

我在心里记了一笔。面上不动声色，只招呼她坐下。

“姐姐。”她垂手行了一礼，在石凳上坐下来。这一次她没有只沾半个臀，大约是下过雨的石凳湿凉，也可能是这些天的“姊友妹恭”让她稍稍卸下了一些戒备。

丫鬟退到亭子外头。我抬手去拿茶壶，袖口滑落，露出一截手腕来。

“姐姐的手……”她忽然说。

我低头一看。手腕内侧，靠近腕骨的地方，有一道淡淡的红痕。是我昨晚卸妆时挽翠扯断头发后、银簪不小心蹭到的，不疼，只是皮肤薄，划了道印子。

“不妨事，”我把袖口重新掩好，“昨晚上拆头发时蹭了一下。”

她垂下眼，没有再多问。可她垂眼的那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个细微的动作——她的目光在我手腕上停了一下，然后才移开。那目光不是关心，也不完全是审视，倒有几分像是……比照。

她在比照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