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志的第三卷讲葡萄园，施泰因多夫没有葡萄园。但塞维鲁斯依旧认真地讲解，因为里面讨论的不只是葡萄，还有土地和时令的关系，这个道理在哪里都一样。

科路美拉说葡萄藤的第一次修剪应当在“天气稳定转暖之后，约在春分前后的十数日内”。

埃拉念完，思索了片刻。

“春分？”她问，“这是什么时候？”

“白天和夜晚一样长的那天。”塞维鲁斯解释道，“一年有两次，春天一次，秋天一次。”

她把这个答案在脑子里转了一圈，觉得哪里不太对。“但是，这里的春天和书里说的春天是同一个春天吗？”

塞维鲁斯正捧着碗喝埃拉带来的豆浆，听见这句话，动作停了。

“你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她思索了几个呼吸怎么说清楚，

“书里的春天是罗马人的春天，他们在南边，我们在北边，我们这里雪化得比他们晚，花开得比他们晚，但我们也叫这个时候春天。那我们的春天和他们的春天，是同一个春天吗，还是两个不同的春天，只是用了同一个名字？”

塞维鲁斯把碗放下，沉默了一段时间，仔细回顾刚才发生的对话，确认他没有听错。

“哈根叔叔说，播种要等布谷鸟叫。”埃拉以为他没听懂自己的问题，

“但书里上一卷又说春播谷物，不迟于三月望日，土地回温之后方可下种。这两个标准我都不知道哪个对，因为我不知道三月十五日和布谷鸟叫的时候是不是同一天。”

塞维鲁斯起身，在狭小的石屋里踱步，转得埃拉头都晕了。

“你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声音里藏着隐隐的兴奋，“大到我们今天可能只能聊一部分。”

埃拉把蜡板推到一边，放下铁笔，端正坐好。

塞维鲁斯从凯撒开始讲。不是打仗，是他改历法的那部分。

凯撒之前，罗马人用的历法一团混乱，月份和季节早就对不上了，三月份可能实际上是冬天，因为历法靠祭司每年手动增减天数来维持，祭司有时候懒，有时候有别的打算，历法就越来越歪。

“越来越歪，”埃拉好奇，“歪到什么程度？”

“歪到有一年的三月，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说的一月。”

她别扭得像浑身被蚂蚁爬过，本能的不适。

“所以凯撒怎么修的？”

“他请了一个埃及的天文学家，叫索西琴尼斯，”塞维鲁斯回答，“这个人测量了太阳运行的周期，得出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又四分之一天，于是凯撒规定每四年多出来一天，加在二月底，这就是闰年。这个历法现在还在用，叫儒略历。”

埃拉在蜡板上写下：儒略历，365日，每4年+1日。

“那四分之一天是怎么测出来的？”她问。

“观察太阳。”他很是自豪地介绍道，“具体来说，是观察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记录它从最高点回到同样最高点需要多少天。这个工作需要很多年，需要很精确的测量工具，需要大量的记录。”

“索西琴尼斯用什么测？”

“日晷。”塞维鲁斯停了一下，“你知道日晷吗？”

“知道，就是那个用影子算时间的......”埃拉比划了一下，“一根棍子立在地上，看影子的方向和长度。”

“对，但精确的日晷不只是一根棍子。棍子的角度必须和地轴平行，否则影子的移动速度会随季节变化，读数就不准了。”

她皱眉，感觉有熟悉又陌生的知识在记忆里蠢蠢欲动，“地轴是什么？”

塞维鲁斯拿起那块蜡板，在上面画了一个圆，在圆中间画了一根斜线。“地球，“他说，“如果地球是这个圆，它自转的轴不是竖直的，是倾斜的，大约倾斜二十三度左右。”

“我们生活在一个球上？！它会自转？那我们为什么不会掉下去？……”埃拉真的惊呆了，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盯着塞维鲁斯。

“数学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她盯着那个圆和那根斜线，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开始重新排列，像是原来一堆散放的零件，忽然找到了组装的方向。

“所以。”她探究地问，“因为地轴是斜的，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不同的地方离太阳的距离会不一样，所以才有春夏秋冬？”

塞维鲁斯放下蜡板，欣慰地看着她，“不完全对，不是距离，是角度。北方的夏天太阳光直射，冬天斜射，斜射的光同样的面积里热量少，所以冷。”

“但距离也有关系吧？”她指了指壁炉，“远一点应该也更冷。”

“很反直觉，但实际上地球离太阳最近的时候是我们的冬天，最远的时候是夏天，”他摇头，“所以距离的影响被角度盖过去了。”

她在蜡板上皱着眉写下这几行，写完了抬起头。“那南边为什么比北边热？”

“因为南边离赤道更近，赤道是太阳直射角度最大的地方。”

“赤道在哪里？”

“地球中间。”他在那个圆上画了一条横线，“这里。”

“那北极呢？”

“最北边，太阳光斜射角度最大，所以最冷，一年里有一段时间太阳根本不升起来。”

她停下笔，脑子里想了想这个画面，一个没有白天的冬天，只有黑暗和冰，某种遥远的、她没法真正想象的寒冷。

“那我们这里，”她好奇地问，“在地球上是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