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想。”安遇用的是肯定句。

“……在想你们以后都去干嘛。大学。工作。”孟雨把饮料瓶搁在膝盖上，“还能不能再这样。”

赵知秋难得安静下来。胡蔓雅也停下了手里的筷子。然后安遇把饮料瓶往桌上一放，发出很轻的一声响，用一个不讲道理但极其奏效的方式把所有人沉默的原因同时撞碎了。

“能啊。以后的事到了以后再说。但是今天你们在我这里吃了我家薯片喝了我家饮料，”她朝赵知秋比了个手势，“还坐在她家的化肥旁边——你们觉得跑得掉？”

赵知秋立刻纠正：“那是营养土不是化肥。你对花店有什么误解。”胡蔓雅在旁边笑出声，把薯片袋子往安遇那边一推说了句“堵你嘴”，安遇被薯片塞了满满一嘴，说不出话了。

孟雨看着她们，忽然觉得“以后”这个词好像没那么可怕了。以后会变得不一样，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没少”。但不是全部的事情都会变质。有些东西会留下来——错题是按知识点分类的，被砸到之后可以自己扶正眼镜，听到“在一起了”之后还能四个人坐在一起分薯片。这些不是结局，是锚。她握着这几只锚，未来无论走多远，总能找到回这个仓库的路。

寒假结束前一周，学校组织了高一下学期的选科指导会。区重点的选科方案比孟雨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不是简单的文理分科，而是要选三门选择性必修科目，搭配方式有好几种，每一种都对应着不同的大学专业方向。苏老师在班会上把选科表发下来的时候，孟雨盯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科目组合看了很久。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六选三，排列组合多到让人头昏。她的目光在“物理+化学+生物”和“物理+化学+地理”之间来回跳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没填。

那天晚上四个人在群里聊选科聊到半夜。安遇说她选物理化学和生物，理由是一张表格甩出来，上面列了七八所大学理工类专业的选科要求，每一条都标了重点，逻辑清晰得像是已经在做高考志愿规划。胡蔓雅说她也选理化生，语气平淡得没有一丝犹豫。赵知秋选了政治历史和生物，说她以后想走体育教育方向，文化课压力没那么大。

孟雨看着群里一条接一条的消息，把手机放在桌上，翻开自己的选科表。她的理化成绩不差，但也不算拔尖。选理化生的话，竞争太激烈，她没有把握能稳住现在的排名。选理化地的话，地理是她的强项，初中就是地理比历史好，但以后大学能报的专业面会不会变窄？她把这些问题一条一条写在纸上，列了一个利弊分析的表格，和安遇教她分析错题的时候一模一样——把所有已知条件排列出来，再逐一排除干扰项。

最后她在表格最底下写了一行字：不选地理我会后悔，选地理至少教到高三两轮复习之前我不会怯场。她拿起笔，在选科表上勾了“物理+化学+地理”。不是安遇的理化生。不是胡蔓雅的路线。是她自己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一道解答。

选科表交上去的那天晚上，孟雨在钉钉上给安遇发了条消息：“我选了理化地理。”

安遇那边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回了一条，没有追问也没有质疑，只有一句话：“你会考好的。”

孟雨看着那四个字，忽然想起初一那个冬天——安遇在钉钉上给她讲有理数运算，讲到一半停下来问她“你在听吗”，她说“在”，安遇说“那你出个声啊”。那时候安遇需要确认她在听，需要确认她没有走神，需要确认她跟得上。现在不需要了。安遇只需要说一句“你会考好的”，因为安遇知道她自己能判断、能做对、能承担选错的后果。

窗外的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但枝丫上已经开始冒芽了，是那种很小很小的嫩绿色的点，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第一个春天早就过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是，第四个正在路上。孟雨把手机放在床头，翻了个身。她知道她和安遇的轨道不会再继续交叠在同一个坐标上——安遇的卫星图里已经布满了轨迹，她也是其中一条，而每一条最终都会驶向属于自己的深空。但她并不觉得孤单，因为那些被安遇手写进她坐标系里的习惯——分析条件、归纳错题、在查分按钮前不发抖——已经成了她自己的推力。她握着这几只锚，在很高的地方往下看，能看见那条走了三年的放学路还在那里，光秃的梧桐枝条正接住一场很轻很细的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