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在阿青掌心里散开，簌簌落回田里。

“散得快，意味着沙性重，要掺黏土。”

阿青从另一块田抓了一把，捏紧，松开，土黏成团，在掌心里留了个印子。

“若粘成团，则黏性重，要掺沙。”

“掺多少？”

“沙性田，三份沙掺一份黏，黏性田，三份黏掺一份沙。不沙不黏的，不用掺。”

阿青蹲下去，又抓了一把松开，看土从指缝间漏下去的速度。看完，她从怀里掏出一本空白册子，是应颐从《陶氏农书》后面裁下的空页，用粗线给她缝起来的，阿青低头往上记。字歪歪扭扭，有些笔画写错了就用手指蘸口水涂掉重写，纸面被涂得起了一层毛。

“麻坪村东头田，沙性，掺黏土一份。”

写完，她抬头。“师父，三份是多少。”

应颐抓了一把土，倒在阿青掌心里，分了三小堆，又从旁边抓了一把黏土，分成一小堆，并排放着。

阿青低头看那四小堆土。看了一会儿，明白的点点头。

每到一个村子，阿青第一件事就是蹲在田边捏土。捏完就记，麻坪村东头田，沙性，掺黏土三分。松坡村南坡田，黏性，掺沙一份。字越写越顺，涂改越来越少。

应颐看着她记的那些字，忽然想起阿禾。几十年前，天衡山山谷里，那个为了学会聚灵阵几天天没合眼的女孩，如今不知道还活着没有。筑基期寿元两百岁，阿禾是凡人。算算年纪，如果还在，也该老了。

她没有回头去找。

秋收后，阿青的册子记满了。厚厚的一本，全是土的性子、水的脾气、种子发芽的温度、不同田块的出苗早晚。应颐翻完最后一页，合上。

“这本册子，你留着。”

“您呢。”

应颐指了指自己的头。

阿青把册子双手捧着，跪下，磕了一个头。额头碰在泥地上，闷闷的一声。

应颐没有扶她，站在那里，受了这个磕头。

“起来，明年春耕，你自己带人。我在旁边看。”

阿青慢慢站起来，额头沾着一点泥，她抬手蹭了蹭，又放下，终究没擦。

第二年的春耕，阿青第一次独立带人播种。站在麻坪村最大的一块田边上，面前是七八个老农，年纪加起来比她大十倍。

“张伯，你家的田在东头，沙性，掺过黏土了，今年种密一指。”

“密了不怕倒？”

“黏土掺够了，根扎得深。倒不了。”

张伯看了她一会儿，点头。

“李叔，你家的在南坡，黏性重。掺沙之后水走得快，苗间距放宽两指。”

“宽了不浪费地？”

“水走得快，根要往外扩。宽了才够吃水。”

李叔也点头。

应颐坐在远处的山坡上，指尖捻着一株狗尾草，望着田埂上的身影。阿青的声音一开始还有点发紧，说起第三块田时，语调渐渐松快下来。她蹲在田边，教一个老农怎么捏土辨质：抓一把，捏紧，松开，手掌摊平，让土自己散开。姿势和应颐一模一样。

老农学着她的样子捏了一把。

“散得快，沙性。”

“对，张伯你看，你的手也能摸出来。”

张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粗糙的掌纹里嵌满泥土，掌心的土正慢慢散成一摊。“是散的。”他抬头看阿青，笑了一声，“我这手，种了四十年地，今天才知道它会说话。”

傍晚，阿青干完活，爬上应颐坐的山坡，在她旁边坐下来。夕阳把麻坪村的梯田染成金色，水光在晚风里碎成千万片。

“师父，您走过多少地方了。”

“不记得了。”

“那您还要走很久。”

“为什么？”

阿青把膝盖蜷起来，双手抱住。“您教人种地的时候，眼睛里有光，不是法术的光，是想留下来的光。”她停了一下。“但您每次都走了。”

应颐没有回答。

那晚，应颐在阿青家的灶台边，就着柴火的暖光吃了三碗饭。阿青的弟弟蹲在灶膛前添柴，火光映在他脸上，眼睛还是很大，但会笑了。他从灶膛边摸出一块烤红薯，递过来。

“阿姐说您喜欢吃甜的。”

红薯烤得焦黑，掰开来，里面金黄。应颐接过来，吃了。

“甜不甜。”

“甜。”

“阿姐烤的，她让我蹲在这儿，蹲得腿都麻了，就这么翻了整整一下午。”

应颐看了一眼阿青，阿青埋着头扒饭，耳朵尖悄悄红着。

第二天清晨，雾很大，应颐在雾里离开了井根村。走出村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阿青站在屋顶上，雾在她身边缠缠绕绕，把她的身影揉得淡了，再淡了。

应颐转回头，继续走。

怀里的《陶氏农书》被翻得起了毛边，桐油布封皮被手掌磨出一层温润的光泽，阿青的册子是另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