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边还有村子，陶叔说过，轻策庄周边散落着十七个村落，大的百来口人，小的只有七八户。她打算在去明蕴镇之前，先把这些村子走一遍。

第一个村子叫石坎，名字起得实在。整个村子蹲在一片乱石坡上，房子用碎石垒，路用碎石铺，连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根都抱着石头长。应颐到的时候正值晌午，碎石路面被日头烤得滚烫，空气里飘着一股呛人的干燥尘土味。

村里人蹲在屋檐阴影下吃饭，看见一个白袍女人从坡下走上来，端着碗的手齐齐顿了一下。

应颐扫了一眼那些碗，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红薯饭。

“你们村的田，哪块收成最差。”

一个端着粗陶碗的中年男人指了指坡脚，那块田她后来才知道是石坎村唯一能种水稻的地，只有二分。她蹲下去，手插进土里，握了一把。沙性重，颗粒松散，握不成团。她心里清楚，这种沙土保水保肥性能差，而水稻恰恰是对水和肥料需求极大的作物，要在这地里种出水稻，得费不少心思按照沙土的特性来精细管理。

“要掺黏土，三份沙掺一份黏。”

中年男人把碗放在地上。“附近没有黏土。”

“坡顶有，灰绿色的那种，挖三尺深就有。”

“你怎么知道？”

“我走过的地方很多。”应颐直起身，拍了拍掌心里沾着的沙粒。“从村口走到这里，我把沿路的石头和土都摸了一遍。”

中年男人盯着她看了半晌，弯腰端起粗瓷碗，把碗底最后一点红薯饭扒得干干净净。“那明天挖。”

“今天。”

他只得点点头，站起来，朝屋里喊了一声。几个扛着锄头的男人从各自屋檐下走了出来。

“听这位大人的安排。”

应颐在石坎村待了几天，教他们找黏土、掺沙、筑田埂。田埂筑好那天傍晚，中年男人端出一碗红薯饭，红薯比米多，甜味占了大部分。她吃完，把碗还回去。

“水存住了，明年便能多种一行稻。”

村民们连声答应，感激的目光汇聚在她身上。

她动身那天，全村人都站在碎石路口，赭红色的夕阳把碎石路染得暖融融的。那个中年男人忽然开口：“仙灵大人，您叫什么？”

“应颐。”

他念了一遍，点了点头。

第二个村子叫沟口，往后是樟树湾，最后面的叫坳底。

应颐一个接一个走下去，每到一个村子，先看水，再看土;水是从哪里来的？山泉、溪流、还是雨水囤积；土是什么性子？沙性、黏性、还是沙黏适中。看完水和土，她才坐下来和当地人聊，聊的不是家常，是哪块田哪年收成好，哪年遭过灾，山上哪口泉的水最甜。

老农们起初拘谨，问三句答一句。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仙灵大人”蹲在田埂上的姿势和自己一模一样，脚后跟着地，膝盖分开，手搭在膝盖上，能蹲很久不起身。

“仙灵大人，您这蹲法，不像仙人。”

“仙人该怎么蹲？”

“不蹲，仙人站着。”

应颐把手从膝盖上放下来，换了个姿势。“那我便站着。”

老农笑了一声，之后就不叫仙灵大人了，得叫应姑娘。

每净化完一块田，她就蹲在田埂上，把手插进土里。好了的土，手感不一样，又松又暖，握在掌心里像握住一把晒透的荞麦壳。老农们也蹲下来，学她把手插进土里。粗糙的、嵌满泥土的手掌，和她的手并排按在同一块田里。

“什么感觉？”

“热的。”

“对，之前呢？”

“凉的。”

“那就好了。”

那本《陶氏农书》添满了新的批注，字很小，密密麻麻。不同海拔的播种时间，石坎比轻策庄高，春播要晚几天，这符合高海拔地区春播需延后的规律；不同土质的改良方法，坳底的土偏酸，要掺草木灰；水源的引流技巧，沟口的山泉水量稳定但落差大，渠底要铺碎石缓冲。每一笔都写得清楚。陶叔留给她的空页，一页一页被填满。

在第十三个村子，应颐遇到了阿青。

村子叫井根，因村头一口老井得名。井水四季不枯，可村子穷得叮当响，不是地不好，是人太少了。青壮年大多殁于数年前的疫病，村里余下的尽是老弱妇孺。

阿青就是小的，十五六岁，裤腿只到小腿肚，脚踝细得让人担心风大会不会吹折。父母都死在了疫病里，她一个人带着弟弟过。弟弟约莫七八岁，蹲在门槛上，眼睛很大，不会说话。

应颐到井根村的第一天，阿青端来一碗水。

碗是破的，碗沿豁开一道缺口。应颐接过来，喝完了。水很凉，带着井底特有的清甜。她把空碗还给阿青。

“想学种地吗。”

“想。”

“那就跟我走。”

阿青跟着应颐走了几个村子。从井根到麻坪，从麻坪到松坡。她背着一个破包袱，里面装着弟弟换给她的外衣和半块干粮。干粮硬得像块风干的石头，她每日只啃下够吃半饱的一块，剩下的仔细用布裹好，收进包袱里。

应颐注意到了，经过一条溪流时她停下来，用魔物角撬了几颗溪螺，生火烤了，递给阿青。

“吃吧。”

阿青接过来，啃得很慢，把螺肉从壳里挑出来一点一点嚼。应颐蹲在旁边，把自己那几颗也递过去。

“我不饿。”

阿青抬眼望了她一下，把那点感激揉进了往后的晨光里。从那天起，应颐每天清晨醒来，包袱旁边都会多一碗水。阿青比她起得更早，去最近的水源打来的。

应颐教阿青认土，没有用神识，阿青是凡人，学不会。她教她用手。

“抓一把土。”

阿青抓了一把土。

“捏紧，然后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