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翠喜又来了。

她站在翻译房门口，脸色比上次还白，像被霜打过的纸。她没进来，只是站在那儿，看着我，眼睛里全是话，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我放下笔，慢慢站起来，把桌上的文件一一理好。张翻译抬头看我一眼，什么都没问——这些日子，他已经习惯了我的沉默和离开。

走到门口，怀远正好过来。他看见翠喜，脸色也变了，像突然明白什么。他说：“我送你。”

三个人走在街上，谁都没说话。冬天的风刮在脸上，比上次更冷，像刀子。我缩了缩脖子，怀远默默走到我前面，替我挡了一点风。他走得比平时慢，像在拖延什么，又像在给我时间。

走到府门口，怀远停下。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在这儿等。”

我点点头，进去了。

——

书房里，父亲坐在书案后，面前还是那个红绸盒子。

但这次，盒子打开了。里面的银锭、绸缎、礼单，都露出来，白得刺眼，红得刺心。我看了一眼，移开目光。那些东西像一种宣判，宣告我这一年的挣扎，终于走到了头。

父亲看着我，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开口了。

然后他说：“日子定了。下个月初八。”

我愣住。两个月前，他说“再等等”，我以为还有时间。一个月前，他说“我再想想”，我以为还有余地。现在，他说“定了”。

他说：“那家说了，不能再拖了。”

我没说话。

他继续说，声音很平，像在念一纸公文：“礼收了，帖子回了，媒人走了。定了。”

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木头里，也钉进我心里。我站在这儿，看着那个盒子，忽然觉得，这一年的所有努力，所有挣扎，所有等待，都被这五两银子、两匹绸缎，压成了笑话。

——

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开口了。声音很轻，但很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阿玛，我不嫁。”

父亲看着我，没说话。他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有疲惫，有无奈，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悲哀。

我说：“您上次说的话，我都记得。那家得罪不起，弟弟妹妹们还要靠这门亲事。我都记得。”

我说：“但我不能嫁。”

父亲说：“由不得你。”

我说：“我知道。但我可以走。”

父亲愣住了。他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他以为我会哭，会闹，会求他。但我只是说：“我走。不连累这个家。”

——

父亲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开口了。然后他说：“走去哪儿？”

我没说话——我也不知道。学务处？怀远的小屋？还是更远的地方？

他说：“学务处？你能在那儿待一辈子？”

我没说话。

他说：“一个女人，没有家，没有靠山，你怎么活？”

我看着他，忽然问：“阿玛，您当年送我去美国，是为了什么？”

他愣住了。这个问题，他以为我不会问，或者不敢问。

我说：“是为了让我见世面。我见了。我回不去了。”

父亲没说话。他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像要把我刻进眼睛里。然后他说：“你走吧。”

声音很轻，像叹息。

——

从书房出来，翠喜等在院子里。

她看见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她跑过来，抓住我的手，指甲掐进我肉里：“格格……”

我说：“翠喜，我要走了。”

她愣住，像没听懂。

我说：“你……你要去哪儿？”

我重复了一遍：“不知道。但不能再待在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