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倒台的消息传来已经十天了。学务处的气氛像冬天的湖面，表面结了冰，底下暗流涌动。

刘翻译这几天很少来，钱翻译也神出鬼没。我听张翻译说，他们在外务部的"靠山"也受了牵连，正在活动。

我继续对账。那摞账本已经对了一半，问题越积越多。但我没说，刘翻译也没问。双方都在等，等对方先动。

怀远还是每天来接我，每天送我。两人还是很少说话，但我已经习惯了他的脚步声。那天晚上的事，谁都没再提，但每次并肩走在一起，手背偶尔碰到时，都会顿一下。

我不知道这算什么。但在1909年，一个男人每天接一个女人上下班，已经够说明问题了。

那天下午，一辆马车停在学务处门口。下来的是外务部的信差，手里拿着一封厚厚的信。

我正从翻译房出来，看见信差把那封信交到陈先生手里。陈先生看了一眼信封，脸色变了，快步往周自齐书房走去。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封信消失在书房门后。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那封信，是从美国来的。

林晚的记忆告诉我：1909年，梁诚还在美国。他的信，会写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封信，很重要。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林晚在论文里引用过梁诚的信，那些泛黄的复印件，那些褪色的墨迹。现在，那封信就在门后，活生生的，刚跨过大洋。

我站了一会儿，没动。身后传来脚步声，很轻，很熟悉。

怀远。

"别站这儿。"他说。

我回头看他。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睛里有东西——是提醒。

我点点头，跟他一起回到翻译房。

过了一会儿，陈先生过来了。看见我站在院子里，他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低声说："周大人叫您。"

我心里跳了一下，跟着他进去。

周自齐坐在书案后，手里拿着那封信。看见我进来，他抬头，眼睛有点红。

他把信递给我："看看。"

我接过来，手有点抖。信纸很厚，是那种漂洋过海用的纸。字迹很密，很急，像有很多话要说。

我一行一行看下去。梁诚在信里写：退款谈判的细节，美国人的态度，第二批款的时间。写他在大洋彼岸的孤独，写他对学务处的期望，写他想回来看看。

信末写："此间事难，但不得不为。待事了，当归。"

我看完，抬头看周自齐。他的眼眶更红了。

他说："他花了四年，把这件事做成。我们这儿才开始。"

我看着他的脸，想起林晚论文里写的那句话："周自齐一生毁誉参半，但在清华建校这件事上，无可指摘。"

此刻，这个"毁誉参半"的人，眼眶红着，说"我们这儿才开始"。

我想告诉他：你会做成的。清华会建起来，学生会派出去，种子会发芽。

但我不能说。我只能把信递还给他，说："大人辛苦了。"

周自齐摇摇头："不是辛苦。是……有人惦记着。"

从周自齐书房出来，我回到翻译房。怀远已经在里面了，正在和钱翻译说话。看见我进来，他眼神顿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放下一份文件。压低声音说："梁大人的信，你看了？"

我点头。

他说："我还没看。周大人说，晚上让我过去，一起看。"

我问他："梁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没见过他。但我父亲见过。"

我愣住。他父亲，留□□童，1881年被召回。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他说："我父亲说，梁大人那时候年纪最小，回国后一直在读书，后来考了官，做了公使。他们那一批人，就他走得最远。"

他顿了顿，又说："我回来的时候，去见过他。他让我带一句话给我父亲。"

我问："什么话？"

他说："'我们没读完的，让后人读完。'"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不是为了梁诚，是为了他，为了他父亲，为了那些没读完书的人。

我说："你们读完了。"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还没。才开始。"

傍晚，人都走了。我没走。我跟周自齐说，想抄一份梁诚的信，带回去看。

周自齐同意了。他把信借给我，说："明天还我。"

我坐在翻译房里，就着洋油灯的光，一字一字地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