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学务处第十五天。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节奏：早上来，点灯，磨墨，翻文件；中午和张翻译一起吃饭，听他讲学务处的旧事；下午继续干活，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看怀远有没有经过。

钱翻译的态度变了。不再刁难，也不再阴阳怪气，只是躲着我。每次我抬头，总能对上他躲闪的目光，像老鼠见了猫。孙翻译也跟着躲，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只有张翻译不变，还是那样，话少，活多，偶尔递给我一杯热水。

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手里的文件——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周自齐开始让我翻一些核心的章程、协议、往来信件。每一份，都是历史的底稿。

林晚的记忆告诉我：这些文件，后来大部分都散佚了。战争，动乱，搬家，没人管。现在它们就在我手里，一张一张，一页一页，带着墨香，带着活人的体温。

我忽然想：林晚读博时，最大的遗憾就是找不到第一手资料。现在我有了。但代价是，我不能说出去。

这就是穿越者的命运：你知道一切，但你不能说。

张翻译忽然开口："姑娘，您最近小心些。"

我抬头："怎么了？"

他压低声音："钱翻译那边……他姐夫是外务部的，听说最近在活动，想调到这边来。"

我愣了一下："调到学务处？"

张翻译点头："他看您不顺眼，怕您抢了他的位置。"

我笑了："我一个女人，能抢他什么位置？"

张翻译没说话，但那眼神分明在说：您已经抢了。

下午，怀远进来，放下一叠文件。这是这几天他来的第三次。每次都是放下就走，一句话没有。但我注意到，他放的位置越来越靠近我这边，不像以前，直接放在钱翻译桌上。

这次他没走。他站在我桌前，看着我手里的文件，说："这是康奈尔的那份，翻完了？"

我说："快了。"

他点点头，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纸，放在我桌上："这个，你看看。"

我拿起来，是一份英文信，落款是"E. H. Wilson"。威尔逊。

我抬头看他。

他说："公使馆送来的。是威尔逊写给周大人的，提到你。"

我心跳快了一拍："提我什么？"

他说："说他在酒会上见过你，说你'对教育有独到见解'。周大人让我拿给你看。"

我把信看了一遍。威尔逊的措辞很客气，但也很有分寸。只是提了一句，没有多说。

我放下信，说："只是见过一面。"

怀远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

然后他拿起信，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点乱。他为什么特意拿来给我看？是试探？还是……关心？

林晚的理性告诉我：怀远不是那种会试探人的人。他只是觉得我应当知道。

婉宁的直觉告诉我：他是在告诉我——你的事，我知道一点。但我没问。

天快黑时，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张翻译忽然叫住我："姑娘，今天早点儿回。天冷，路上小心。"

我点头，出了门。

马车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上车，靠在车壁上，闭着眼。今天的事在脑子里转：钱翻译的姐夫，威尔逊的信，怀远的眼神。还有家里那门亲事——这几天忙着，差点忘了。

马车走得很慢，车夫在打瞌睡。我掀开帘子，看着街边的灯火。1909年的北京，晚上没什么人，偶尔有驴车经过，铃铛叮叮当当的响。

我忽然想：林晚在2026年的夜晚，也是这样，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窗外的灯火。但那时候的灯火是霓虹灯，现在的灯火是油灯。那时候她是一个人，现在……也是一个人。

但好像不一样了。那时候的孤独，是没人知道她是谁。现在的孤独，是她知道自己是谁，但没人能说。

我想起导师那句话："历史学者最怕的，不是不知道，是知道了，却说不出来。"

我今天又体验了一次。

马车停了。我下车，看见翠喜等在门口，脸色不对。

"格格，"翠喜压低声音，"老爷叫您过去。在书房。"

我心里一紧："说什么事了吗？"

翠喜摇头，但眼神在躲。

我往里走。穿过二门时，看见二房那间屋的灯亮着，一个人影贴在窗纸上，一动不动，像是在听动静。

我没理，径直走向父亲的书房。

走到书房门口，我深吸一口气，敲门。

"进来。"

我推门进去。父亲坐在书案后，面前摊着一封信。看见我，他抬手示意我坐下。

我坐下，等他开口。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开口了。

然后他说："那家，又来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