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翠喜就起来了。

她梳头的手比平时更轻，像怕惊动什么。铜镜里，我的头发被她一缕缕挽起来，插进那支白玉簪子。簪子是原身母亲的遗物，据说能保平安。可我握在手里，只觉得凉。

"格格，您真要去？"她第三次问。

"嗯。"

"那……那门亲事……"她吞吞吐吐，梳子停在半空。

我手顿了一下。那门亲事，还在箱子底下压着。父亲没说，我也没问。像一根刺，不碰就不疼，但一碰就见血。

"等我回来再说。"我说。

翠喜没再问，只把衣角整理了一遍又一遍。那件西式大衣是深灰色的呢子，掐腰，立领，袖口镶着一圈黑色丝绒。1905年在旧金山买的，现在穿在1909年的北京，像一滴油掉进水里，格格不入。

走出门时，天边刚泛鱼肚白。我想起林晚第一天去档案馆实习，也是这么早，也是这么紧张。但那时候她只是去查资料，现在是去成为资料里的人。

我对自己说：林晚，你不是来研究的。你是来活的。

走出二门时，二房那间屋的灯亮了。一个人影贴在窗纸上，是昨天拦住我的桂嬷嬷。她大概没想到我这么早出门。我看了一眼，继续往前走。我知道，今天的事，中午就会传遍全府。

马车停在昨天那个地方。

学务处。那块木牌子还挂着，黑底白字："游美学务处"。字迹很新，像是刚漆过。但今天早上，它不一样了。

今天是我的战场。

我深吸一口气，迈进去。门房换了人，不认识我，伸手拦住："姑娘找谁？"

"周自齐周大人让我来的。"

门房上下打量我——旗装，但站姿不对；说话，但口音不对；格格，但一个人出门。这目光我从小到大见过无数次。婉宁的记忆里，府里的下人这样看过她，学堂的先生这样看过她，连父亲有时候也这样看她。

看一个异类。

门房进去通报。我站在院子里等。院子里人来人往，都是男人，有穿官服的，有穿长衫的，有抱文件的，有交头接耳的。没人理我。我像一块石头掉进河里，溅不起一点水花。

我想起林晚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也是这样，没人理她，没人记得她的名字。后来她用三年时间，让那些人记住了。

她可以，我也可以。

过了约莫一刻钟，门房回来，脸上的表情变了，多了几分客气："姑娘请随我来。"

他领我进了一间偏厅："候着吧。"

候着。这个词我熟。在家候着老福晋传唤，在祠堂候着父亲消气，在这里也候着周自齐召见。

偏厅不大，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地图——是美洲的，标着美国的各个州。我站起来，走到地图前。找到加州，找到伯克利。婉宁的记忆涌上来：那片草坪，那个不能进去的教室，那些穿着西装皮鞋走来走去的美国学生。

身后有人进来。我回头，是昨天见过的那个人——怀远。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从桌上拿了一份文件就走了。

我继续等。等了一个时辰，没人来。两个时辰，还是没人来。偏厅外面人来人往，有人往里面探头，看见我，又缩回去了。我听见外面有人小声议论："那是谁？""听说是个格格，周大人让她来的。""格格？来这儿干什么？""谁知道。"

我装作没听见。

林晚的记忆在转：史料里没写这些。没写等得多煎熬，没写被人议论是什么滋味，没写第一天就被晾着是什么心情。史料只写结果，不写过程。

但过程才是人活的。

又过了半个时辰，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来。穿着官服，脸有点浮肿，眼睛眯着，打量我时带着点笑意——不是善意的笑，是打量一件稀罕物的笑。

"婉宁格格？"他开口，声音有点尖，"在下姓钱，是这儿的翻译。周大人让我带您去翻译房。"

我站起来，行礼。

钱翻译摆摆手："别别别，您可是格格，折煞我了。"

这话听着客气，但我听出了另一层意思：你一个格格，来这儿干什么？你会干什么？

我没接话，跟着他走。翻译房在后院，一间小屋，挤着三张桌子。两个人已经在里面了：一个年轻的，二十出头，尖脸，正在磨墨；一个年长的，五十来岁，面相老实，正在翻字典。

"这是孙翻译，这是张翻译。"钱翻译介绍得潦草，然后指着靠窗的一张桌子，"您的座儿。"

那张桌子积了灰，明显很久没人用。孙翻译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审视，又低下头。张翻译冲我点点头，没说话。

钱翻译说："先坐，熟悉熟悉。有事儿叫我们。"

然后他回到自己座位上，和孙翻译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眼神我读懂了：看这格格能撑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