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厅里坐着两个人。

一个穿官服，四十来岁，方脸，留着整齐的髭须，正端着茶盏，慢条斯理地吹开浮沫。另一个穿便服，二十出头，垂手站在他身后，腰间挂着一块木牌，是随从的打扮。

我跨进门槛时，那穿官服的人立刻放下茶盏，站起身来，掸了掸袖子，朝我行了个半礼：“姑娘就是婉宁格格？在下陈明远，周大人麾下行走。”

周大人。周自齐。这三个字像一根针，轻轻扎进我手心。我攥紧了手指，让那点刺痛把自己拉回现实。

"陈先生有礼。"我福了福身，声音很稳。翠喜说我手凉，可没人知道我手心在出汗。

"周大人看了您的条陈，十分赞赏。"陈明远做了个"请"的手势，示意我坐下，"特命在下前来，请姑娘过府一叙。"

"何时？"我问。

他一愣。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直接。在他准备好的剧本里，我本该先客套几句，问问周大人的近况，再推辞一番，最后才"盛情难却"地应下。

但我没那个时间。林晚的论文里写过：周自齐做事最厌虚文。我既然要演这场戏，就得演得像。

"随时。"陈明远很快回过神，"周大人说，姑娘若有空，明日便可。"

"好。"我说，"明日。"

陈明远又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里带着几分打量，像在看一件稀罕物。他身后的年轻随从也抬眼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件西式大衣上停留了片刻。

送走他们，我站在影壁前，看着天井里那棵老槐树。腊月的风刮过，光秃秃的枝丫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有人在哭。

"你真要去？"

父亲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他没穿官服，只套了件青缎坎肩，手里转着两枚核桃，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我回头看他。三个月了，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

"阿玛，您当年送我去美国，是为了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核桃在掌心发出轻微的摩擦声："让你见见世面。"

"我现在也是去见世面。"

父亲没再说话，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游廊尽头拐了个弯，不见了。

那一夜我没睡。

翠喜在旁边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像根被风吹动的稻草。我把那封信的底稿翻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煤油灯下，那些字迹像活过来一样，在纸上游走。

写得够好吗？

林晚的论文里对周自齐的评价是："务实，谨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走钢丝。"他不是会被热血冲昏头脑的人。他肯派人来，说明条陈里的某些东西打动了他。

是什么？是那些具体的制度设计？还是最后那句话？

罪人之后，无以为国；罪国之钱，可育民乎？

我盯着那句话，忽然想起林晚第一次走进档案馆那天。那是2025年的春天，阳光透过高窗照在泛黄的纸页上，她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翻开周自齐的奏折。那些褪色的墨迹，那些工整的小楷，她当时想：写这些字的人，早就死了。

现在她要去见那个人了。活着的，会呼吸的，会说话的周自齐。

历史学者最奢侈的梦，她明天就要做成了。

"格格，您还没睡？"

翠喜迷迷糊糊醒过来，给我倒了杯温水。茶杯是粉彩的，绘着喜鹊登梅，杯沿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纹。

"您别怕。"她说，"那个姓陈的，看着挺和气的。"

我笑了："你怎么知道我怕？"

"您手凉。"她指了指我的手，"刚才接茶的时候，我碰着了。"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确实凉。我握住杯子，让那点温热渗进掌心。

天刚亮我就起来了。

换上那件从美国带回来的西式大衣，深灰色的呢子，掐腰，立领，袖口镶着一圈黑色的丝绒。领口别上白玉平安扣——原身母亲的遗物，据说能保平安。

翠喜送我到大门口，眼圈红红的："格格，您……您要好好的。"

我拍拍她的手："等我回来。"

走出二门时，被二房的桂嬷嬷拦住了。她端着个针线笸箩，笑得一脸褶子："哟，格格这是去哪儿？打扮得这么体面？"

她身后还跟着两个婆子，都是府里最爱嚼舌根的。

我看着她，想起原身的记忆——这个人背后说过多少难听话，传过多少是非。我不仅没恼，反而笑了笑："外头。"

她没料到我这般回答，愣了一下："外头什么地方？"

"你想跟去？"

她讪讪地让开路。两个婆子低着头，不敢看我。

走出垂花门，走过影壁，走到大门口。门外的北京城，和2026年的北京城是同一个地方，又不是同一个地方。没有汽车，没有高楼，没有红绿灯。只有驴车、行人、叫卖声。

1909年1月的北京，活生生地铺在眼前。

我深吸一口气，迈过门槛。

街上，一个人站在不远处，正看着我。穿长衫，戴圆框眼镜，袖口卷起半寸，露出里面白色的里衣。很年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他也看见我了。两个人对视了一秒。

然后他移开目光，走进旁边的铺子。

我没在意，继续往前走。陈明远派来的马车就在前面等着，车夫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穿着厚重的棉袄，见我来了，赶紧跳下车，放下脚凳。

"姑娘请。"

我上了车，车子摇摇晃晃地动了。路过那家铺子时，我掀开帘子看了一眼——是家书局。那个人站在柜台前，正在翻一本书。

马车在一条胡同口停下。

学务处。

没有想象中气派的大门，就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门口挂着块木牌，黑底白字："游美学务处"。字迹很新，像是刚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