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款，赔的是罪。

退款，退的也是罪。

而我，婉宁，是满洲人。是那场战争的罪人的后代。

林晚不是。林晚是汉人，是受害者。

但现在是婉宁的身体，婉宁的身份。

我落笔了，写下一句中文，写完自己愣了一下。

墨迹在宣纸上晕开，像一滴眼泪。

那句话是：

罪人之后，无以为国；罪国之钱，可育民乎？

我重复了一遍，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感觉三个月前刚醒来时也有过——两个灵魂在同一个身体里碰撞，像两条河流汇入同一个峡谷。

这是婉宁的语气，还是林晚的？

是婉宁的自责，还是林晚的质问？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句话，会打动周自齐。

因为林晚的论文里写过：周自齐在奏折里引用了类似的话。

我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写上地址：外务部。然后我叫醒翠喜。

“去，”我说，声音很轻，怕惊动了什么，“把这个送到门房，让他们找人送到外务部。就说是镶蓝旗景祺家的信。”

翠喜迷迷糊糊地接过去：“这是什么？”

“一封信。”我说，“不知道能不能到。”

“能到吗？”她问，眼睛睁得很大。

我看着天。1908年10月的天，很高，很蓝。2026年的我知道这封信会到——因为我在论文里见过那行字。

但史料没写的是：寄信的人，此刻站在院子里，心跳得很快。

“能到。”我说。

然后是等待。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府里又过了一个冬天。天冷了，又暖了，又冷了。那封信像一粒石子扔进深井，咚的一声，没了回响。

婚事没人再提，祠堂没人再提，好像婉宁死过一次又活过来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我知道，不会这么简单。

直到1909年1月那个下午。

天很冷，我在屋里写字。翠喜跑进来，声音都变了调：“格格！格格！外头来人了！”

我笔下一顿，墨在宣纸上洇开一团。

“谁？”

“说是……说是外务部的！”

我站起来，手心出汗。

来了。终于来了。

“几个人？”

“两个。”翠喜的脸都白了，“门房说，一个是官，一个是随从。”

“请他们到前厅。”我说，声音很稳，稳得不像自己的，“说我换件衣服就来。”

翠喜跑出去了。我站在原地，心跳得很快。

1909年1月。从写信到现在，整整三个月。那封信，终于得到回音了。

我回到屋里，换衣服。手在抖，但心里出奇地平静。

因为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历史在敲门。而我，要去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