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是龚苡初的脸。

他们只是像两条原本交汇的河流，在某个岔路口自然而然地分开了，一条流向南，一条流向北，没有告别，没有约定，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从此以后”。

“纳萨克，”夏如初说，“工作结束之后，我带你去你之前上学的地方看看。说不定就能找到呢。”

纳萨克没有说话。

*

餐厅里的灯光没有任何变化，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

夏如初的咖啡杯已经凉透了。

他们之间的氛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很难说清楚这种变化具体是什么。他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纳萨克仍然坐在餐桌对面，夏如初仍然坐在靠窗的位置，中间仍然隔着桌子。

但它变得更加真实了，像两个人终于决定卸下一些不必要的装备，以更加赤裸的面目相对。这种赤裸不是身体上的，而是某种更深处的情感赤裸。

纳萨克站起来，走到餐厅角落的吧台后面。

这里供应几种固定的酒：本地酿造的啤酒、从丹麦进口的杜松子酒，以及一种用冰川融水和土豆发酵而成的烈酒，当地人管它叫“米基”，据说度数很高，入口却像水一样寡淡。

纳萨克从架子上取下一瓶米基，又拿了两个玻璃杯。

他走回来，把杯子和酒放在桌上，没有问夏如初愿不愿意，直接拧开了瓶盖，往两个杯子里各倒了大约两指高的酒液。

“知音难觅，”他说，“怎么着都要跟你喝一杯。”

酒液是无色透明的，倒在杯子里看起来和水没有任何区别。像一把被磨得很快的刀，看起来无害，碰到才知道锋利。

夏如初没有推脱。

他端起杯子，和纳萨克轻轻碰了一下。玻璃碰撞的声音在空旷的餐厅里回荡，他一饮而尽。

米基酒液入口的瞬间，从喉咙一路灼烧到胃里，在食道中留下一条滚烫的轨迹。

纳萨克也一饮而尽。

他放下杯子的时候，脸颊上浮起了一层很淡的红。

话题就像被打开了某个开关一样，源源不断地涌了出来。

纳萨克给夏如初讲他小时候的事情。

他说他出生在乌马纳克以南约两百公里的一个小定居点，那个地方太小了，小到连地图上都不会标注。

父亲是渔民，母亲在家里做传统的因纽特手工艺品，用海豹皮和麝牛毛制作手套和帽子，卖给偶尔到访的游客。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离开格陵兰，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去中国。

是大学时期的一个交换项目，他的导师说他语言天赋不错，建议他出去看看。于是他申请了中国的奖学金，被录取了，然后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从努克到哥本哈根，从哥本哈根到北京。

“到北京的那天晚上，”他说，手握着已经倒了第三杯的米基，眼神有些涣散，但语气却异常清晰，“我在酒店里哭了整整一个小时。不是因为想家，是因为太亮了。北京的光和格陵兰的光不一样，它是有颜色的，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到处都是灯。我在格陵兰长大，那里的夜空很清澈；但在北京，我第一次感到了黑暗的消失。那种感觉很奇怪，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被拿走了，但你又说不出那是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酒。

“但是后来我就习惯了，”他说，“人什么都能习惯。”

他给夏如初讲他在北京的日常生活。他说他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里，和一个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室友合租一间地下室。

地下室很小，只有一扇巴掌大的窗户，对着小区的地面停车场。冬天的时候暖气总是不够热，他要在被子上再盖一件军大衣才能睡着。

军大衣是在北京的一个旧货市场买的，只要八十块钱，很重，压在身上却有一种安全感。

“那个军大衣我现在还留着，”纳萨克说，“我带回了格陵兰，冬天出海的时候穿。它比这里的任何一件外套都暖和。”

“班上大概有二十个学生，”他说，“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我的汉语是最差的。老师的语速太快了，我什么都听不懂，只能看旁边同学的笔记。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同学……”

他忽然停住了。他的手握着杯子，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又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同学，笔记总是写得很工整，每一个汉字都像是一幅画。他不会催我快一点抄，也不会嫌我问太多问题。他只是在每节课结束后，把笔记本递给我，说‘你慢慢看，不着急’。”

纳萨克把“你慢慢看，不着急”这七个字用中文说了出来。这次他的发音出奇地标准。

“他叫什么名字？”夏如初问。

纳萨克摇了摇头。“不重要。”

他在撒谎。

夏如初知道他在撒谎。纳萨克也知道夏如初知道他在撒谎。

但他们都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继续喝着酒。

米基的度数确实很高，夏如初的意识已经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了。餐厅里的荧光灯管在酒精的作用下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光晕。

纳萨克比夏如初醉得更快。

他的酒量显然不如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好。他说话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留白越来越长。

“夏如初，”他忽然叫他的名字，“夏如初你知道吗，格陵兰的冰盖每年都在融化。我小时候，峡湾里的海冰要到七月才会开裂，现在五月就开了。冰川在撤退，每年撤退几十米，有时候你在夜里能听见冰川崩裂的声音，轰隆轰隆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哭。”

他趴在桌上，脸颊贴着冰凉的桌面，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夏如初。

“但是有些东西融化得比冰川还快，”他说，声音已经低到了几乎听不见的程度，“比如记忆。我已经快记不清他的脸了。我只记得他笑的时候眼睛会弯成两道弧线，但我已经不记得那两道弧线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了。我只记得他的声音很低，但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声音在我耳边说话时是什么感觉了。我只记得他送了我一个银耳环，但我已经不记得他把耳环递给我的那天，他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

他的声音开始颤抖。

“我甚至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这句话说完之后，纳萨克彻底沉默了。他趴在桌上，肩膀微微颤抖着。夏如初坐在他对面，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叹了口气，站起来。酒精让他的腿有些发软，脚下的地面像是在微微晃动。他绕过餐桌，走到纳萨克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纳萨克的肩膀很窄，他能感觉到肩胛骨的轮廓。

“纳萨克，”他说，“你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

纳萨克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但没有眼泪。

夏如初从那些支离破碎的词语中拼凑出了他在乌马纳克的住址。他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纳萨克的身体比夏如初想象的要重得多。

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出了餐厅。

外面的黑暗像一堵墙一样迎面撞了过来。

夏如初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打开。

一束惨白的光切开黑暗，照在前方的碎石路上。

纳萨克靠在夏如初的肩膀上，脚步踉跄。他在夏如初耳边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大部分内容都破碎不成句。

“……他结婚了，”纳萨克说，声音含糊但意思明确，“跟一个女人。我看到了照片，在他的朋友圈里。他笑得很好看，新娘也很漂亮。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久到手机屏幕自动熄灭了。然后我点亮屏幕，又看了一遍。我看了大概有一百遍吧，也许更多。我数不清了。”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差点摔倒。夏如初用力扶住了他，手臂从他腋下穿过，几乎是在拖着他往前走。

“我不敢去中国，”他继续说，“我只能在别人的只言片语里拼凑出他的生活。他换工作了，他买了房子，他结婚了，他可能已经有了孩子。所有这些事情，我都不是从他那里知道的，是从其他同学的社交动态里，从一些偶然的、不经意的提及里，一点一点地拼凑出来的。”

他忽然笑了起来。那个笑声很短，很尖锐，像一根被折断的树枝发出的脆响。

“我就是一个在背地里觊觎别人的小偷，”他说，“我没有资格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所以我只能躲在暗处，偷看他的生活，偷听他的消息，偷走那些不属于我的记忆。我甚至连他的社交账号都不敢关注，因为我怕他看到我的名字会想起来，会想起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坐在他旁边抄他笔记的人，一个收下了他送的银耳环却没有好好告别的人。”

纳萨克的脚步彻底停了。

夏如初站在那里，一只手扶着他的肩膀，另一只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他不擅长安慰人。他从来都不擅长。

有些悲伤不是纸巾能够擦掉的。它们不是眼泪，它们是一种更深处的、更加顽固的东西。夏如初长叹一声，问道：“还走吗。”

纳萨克在他的搀扶下继续往前走。

他们终于走到了纳萨克的住处。他从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才找到钥匙，手指颤抖着，好几次都插不进锁孔。

最终还是打开了房门。

夏如初把纳萨克扶到床边，让他坐下。

“谢谢你，夏如初，”他说，声音沙哑得像在砂纸上磨过，“对不起，让你知道这些。”

夏如初没有说话。他只是站在床边，看着他。

如果有一天……龚苡初也……

夏如初转身准备离开。但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纳萨克忽然说了一句话。

“龚苡初很喜欢你，他比我勇敢。”

夏如初的脚步停住了。他还是走出纳萨克的房间，轻轻带上了门。

门锁发出一声细微的咔哒声。

他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联系人列表里翻找。

手指在屏幕上方悬停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熄灭。

他点开了两人的对话框。

他在输入框里打字。打了一行，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再打一行，再删掉。

“龚苡初，对不起。”

删掉。

“龚苡初，我想你了你在哪。”

删掉。

“龚苡初，我不应该一声不吭离开……”

删掉。

“龚苡初。”

他没有删掉这三个字。

但是也没有后文，夏如初又准备退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