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弟弟出生后，徐静禾就成了家里那个多余的人。

在那之前，没得到过多少爱，在那以后，更是事事都得靠自己。

她很小就开始学舞，天赋不错，老师夸她吃苦耐劳。可到了初中，家里突然说供不起她了，要把资源留给儿子。她没哭没闹，自己卷起铺盖出了门。白天上课练舞，晚上打工，咬牙一路撑进舞蹈学院，熬成首席。

她以为只要熬过这一关，人生总算能有点自己的样子。

结果过上安稳日子还没几年，父母就找来了。

一开始只是电话，说弟弟要结婚，要她出钱买房。她给母亲转了一万块，说：“大概是你们这些年在我身上花的钱。现在还清了，以后我们没有关系。”说完就把父母拉黑了，连联系方式都一并删了个干净。

她本以为这样就断干净了，谁知道噩梦才刚开始。

他们一路追到沪市，先是在剧场门口堵她，后来干脆守在小区楼下，满嘴的“不孝”“没良心”，一句比一句难听。起初她还咬牙当没听见，强撑着头也不回地走，可他们一天两头地来，小区群里渐渐也有人开始指指点点。

她不是没撑过那些更难的日子，可就是这一回，她突然觉得无能为力。

她也要脸。她拼了十几年走出来，不是为了让别人把她当茶余饭后的谈资看的。体面人最怕被泼皮赖上，她终究还是败下阵来。她还是把人放了进来。结果一进了门，就不走了。

他们步步紧逼，逼迫徐静禾拿出全部积蓄。原本徐静禾打算破财消灾，甚至已经做好了把人哄走就立刻搬家的准备，可她父母并非好打发的傻子。一万两万根本不够，他们要的是全部，因为在他们眼里，人是他生的，钱自然也必须都是他的。

仿佛她从来不是他们生的小孩，更像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一个工具，一个只为满足他们私欲而存在的提款机。无论她付出多少努力，获得多少成就，在他们眼里，都不过是待价而沽的商品，用来换取弟弟的安逸生活罢了。

在她父母提出要她房子的那天，徐静禾病倒了，仿佛是身体比精神更早一步崩溃了。可即便如此，他们也依旧不肯放过她，誓要将她逼到一无所有。

就在这时，田野他们来了。

录完口供，走出派出所时，天色已经晦暗不明。

大厅里昏黄的灯光映在瓷砖地上，却让一切都变得无比清晰，谁该承担，谁该被告，谁不再沉默。

警察在送他们出门前，还试图劝徐静禾，说她父母年纪也大了，建议她考虑为他们申请取保候审。徐静禾没有犹豫，只是淡淡地说：“不用。”

那句“不用”，是她在这一场漫长的梦魇里，为自己斩断的最后一条锁链。

傍晚，田野开车载着严一青回住处。南方的初夏已经开始闷热了，白天热得像蒸，人一动就出汗，只有到了这个点，晚风才慢慢凉下来些。

车窗半开着，热气还没完全散尽，风吹进来夹着一丝草木的湿味。河岸边的柳树在风里轻晃，叶子拍打着枝干，一下又一下。

这两天发生的事像团压在胸口的湿棉花，谁都闷得慌。

直到快下高架的时候，严一青才忽然开口：“很多时候，太善良太讲道理的人，总是容易吃亏。”

田野：“可是你总不能变得跟他们一样无耻。”

严一青：“这个世界，从来不是谁讲理就赢的。规矩多的人，只能吃亏。”

田野侧头看他，“要是你，你会怎么解决？”

车厢再次沉默下来。

风吹过来，带着一点晚上的凉意。严一青没再说话，但眼神仍盯着窗外，像是看见了很远的地方。

他说：“用拳头解决。”

田野慢慢把视线收回来，那一瞬间，他有些恍惚。仿佛透过这句话，看到了一个早已被无数次实践过的，属于严一青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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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之后，团里也曾有过一阵风言风语，但没多久，徐静禾回来了，排练照旧，节奏也慢慢恢复正常。陈若含也回到训练中，只是关于她的新戏，还得等上面的最终决定。

田野看着她们，突然觉得严一青说得对，只要陈若含没有放弃，别人就不能先替她放弃。

就当大家觉得一切终于兜兜转转回到正轨上的时候，董阳突然找到田野，他那张总是挂着笑容的脸，此刻却一点笑意都没有。

他说：“田野，下班了，有空吗？我们去喝个酒吧。”

田野知道，能让董阳笑不出来的，一定不是什么小事。

他们认识太久了，久到两人心里在想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

两人都是徐崇安的得意门生，真正的亲师兄弟。那会儿田野还没入团，在大学里是出了名的难搞，谁劝都不听。偏偏董阳是个八面玲珑的人，说话有一套，心细又真诚，不知不觉就把那只满身刺的小刺猬给摸顺了。

徐老师撮合他们认识，最早是让董阳多教育教育这小子，没想到这一教育就是十年。董阳大学毕业后受了伤退了台，干脆转行做管理，成了舞团最年轻的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