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端茶暖手：

“新引消息一出，盐商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准备收更多盐，而是囤积资金、筹钱买引。因为他们知道，新引上市，官员必然会提价——明面‘引价’固定，暗地‘茶水钱’会涨。”

“为了凑钱，盐商会做两件事：一是压价收购灶户的盐，借口‘新引要来了，盐不值钱’；二是抛售存货回笼资金，造成短期盐价波动。”

杨显风静静听着。

我继续：

“等新引发到盐商手里，他们已准备好说辞——‘今年引价涨了，收盐成本高，给灶户的价还得再压一成。’”

“灶户没得选。盐场是官府的，煮盐的铁锅、柴火都要钱，盐不卖给有引票的盐商，就是私盐，抓住了要杀头。只能接受更低价。”

“而盐商转手把盐运到销售地，又会说‘新引成本高，运输不易’，把盐价抬高三成卖出去。最后百姓买盐贵了，灶户卖盐贱了——中间的差价，全进了盐商和官员腰包。”

房间里安静下来。

窗外传来遥远的船工号子。

“你看得很清楚。”杨显风终于开口，走到墙边打开樟木箱，取出三本账册。

蓝皮的是《两淮盐课岁入总录》，黄皮的是盐铺进货账，最厚那本灰褐封皮的是《灶户实收账》。

他将第三本推到我面前。

我翻开，一股混合汗味、盐渍和劣质纸张的气息扑面。账页字迹歪斜，有的按手印，有的画圆圈。

“王家庄，王老实户，去岁煮盐两万一千斤，实得钱四十二贯。扣除柴火十二贯、锅税五贯、盐场租银八贯，余十七贯。一家五口，人均三贯四。”

“三贯四……”我喃喃，“在淮北，只够买一百七十斤糙米。”

“去年冬天，”杨显风声音平静，“淮北冻饿病死的灶户，村保私下记录的有三百一十七人。官册上写的是‘迁籍’。”

我感觉到一股寒意从脊背爬上来。

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现在，”杨显风将三本账册并排，“告诉我，你想怎么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