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劾的风声很快通过种府在汴京的眼线，传到了即将出发的沈砚耳中，也以更快的速度被飞马报往延州。

沈砚得知后，虽惊不乱，反而彻底看清了局势。

留在汴京，即便有零星订单，也永远是小池塘里的鱼，随时可能被更大的鱼或岸上的手捏死。

唯有跳出这个池塘，去到真正需要他、也能庇护他的地方，他的技艺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而种世衡面临的弹劾，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将他与种家军利益更紧密捆绑的契机——他们现在有了共同的“敌人”。

秦管家再次找到沈砚，面色凝重：“沈小郎君，情势有变。奸人构陷，风波已起。此时西行，路途恐更不安靖，且到了延州，或亦不免受此流言困扰。你若后悔，府中可另作安排，保你在汴京安稳。”

沈砚摇头，语气坚定：“管家好意，草民心领。然汴京已无我立锥之地。奸人诬我通敌，正因我所制之物或真能利于边军，妨了某些人的眼。若就此退缩，岂非坐实了心虚？草民愿即刻启程，赴延州面见种将军。我所制之物是否利于军国，是否仅为‘淫巧’，到了边关，一试便知！届时，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他的冷静与担当，让秦管家眼中赞赏之色更浓。“好！既如此，我种府必护你周全。将军那边，也定会有所安排。”

来自延州种世衡的急奏也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入京城。

然而，比这封辩驳奏疏更早一步抵达御前、并在朝会上被当众宣读的，却是那份弹劾沈砚与种世衡“交通奇技、形迹可疑”的奏章。

文官集团中，与崔勾当背后势力呼应者，趁机大肆渲染，将“蜡布可密写”、“木龙足机巧难测”与“边将私蓄工匠”联系起来，字字句句皆指向“图谋不轨”。

朝堂之上，一时阴云密布，质疑声四起。

种世衡的辩疏虽随后而至，其言辞恳切，举证务实，详细阐述了蜡布、木龙足的军用价值与安抚伤残的仁政意义，并坦然请朝廷派员查验，愿以自身官爵担保。

但这封来自边将的强硬自辩，在部分文官看来，反倒坐实了其“跋扈”、“护短”之嫌。

两派意见在廷前激烈交锋。

“陛下！种世衡戍边有功不假，然此番为一匠户如此张目，甚而请以官爵作保，实属反常！岂不闻‘细作往往以奇技取信’？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立即锁拿沈砚，彻查种部，以绝后患！”

“荒谬！种将军浴血边关，其忠贞天地可鉴！今献利于军国之器，反遭猜忌，岂不令将士寒心？若因其为匠户而轻贱其能，因边将举荐而疑其忠，则天下奇才异能之士，谁还愿为朝廷效力？范某以为，当依种将军所请，遣公正大臣赴延州实地勘验，有用则赏，无用则罚，如此方为公道！”

端坐于御座之上的皇帝赵祯，面沉如水。

西夏边患日亟，军费捉襟见肘，他深知强军固防之迫切。

种世衡是他信赖的边帅，其奏疏中提及的节省军费、安顿伤兵之效，对他颇有触动。

然而，“通敌”、“奇技惑军”的指控太过敏感，牵涉将帅与来历不明的匠人，由不得他不慎之又慎。

文官们的争吵还在继续，双方引经据典，互不相让。年轻的皇帝目光扫过阶下群臣，最后落在一直沉默的枢密使与三司使身上。他知道，这件事已非简单的技术之争，而是牵动了朝堂上文武相轻、保守与务实两股势力的神经。

终于，在争论暂歇的间隙，皇帝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瞬间压过了殿中所有杂音：“众卿所言，皆有道理。种世衡忠勤体国，朕所素知。然边将结交京畿商户，物议汹汹，亦不可不察。”

他略一停顿，目光深邃：“既然种卿自请查验，……为免物议，亦为求公允，朕意已决。”

殿中顿时寂静，所有目光都集中在皇帝身上。

“不必远赴延州。传朕旨意，命沈砚携其所制‘蜡布’、‘木龙足’样品入宫，朕要亲御紫宸殿，召集将作监、军器监、枢密院及御史台相关臣工，当众勘验此二物究竟系‘军国利器’，还是‘惑众奇技’。”

“若果真于军有益，朕不吝封赏，广用于边；若乃无益虚夸，或藏奸宄……” 皇帝的声音转冷，“则种世衡御下不严、荐举非人，沈砚蛊惑边将、欺君罔上，皆当按律严惩，以正视听！”

旨意既下，满殿皆惊。

这已不是简单的调查，而是一场即将在最高殿堂进行的、关乎技艺、忠诚与政治立场的公开对质！

胜负之判，将直接影响边帅声誉、匠户生死，乃至朝中势力的消长。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飞速传出宫闱。

而此时的沈砚，对即将降临的、决定他命运的“紫宸殿勘验”还一无所知。

他并不知道，一场比边塞风雪更严峻、比官场倾轧更直接的暴风眼，正在汴京的皇城深处酝酿，并即将以无可抗拒的皇权力量，将他重新拉回那座刚刚逃离的城池，站上那个天下最尊贵也最危险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