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七的风，还裹着年关的冷意，刮在脸上，带着点刺骨的疼。理发店的卷闸门被我们早早拉开，阳光懒洋洋地淌进来，落在积了薄薄一层灰的镜台上。我和小童并肩靠在门边，手里攥着刚温好的豆浆，热气氤氲着，模糊了眼前的路。

“芳姐今天该到了吧？”小童抿了口豆浆，声音里藏着掩不住的雀跃。自初八开始，他就没再穿过厚重的外套，只穿着那件修身的白色高领毛衣，将外套随意挂在店里最显眼的墙上。毛衣贴着身子，将他新添的曲线勾勒得恰到好处，每走一步，都带着点刻意的挺胸抬头，就盼着芳姐推门进来的第一眼，能瞧见他如今的模样。

我点点头，指尖摩挲着杯壁的温度，心里既有期待，又有点莫名的忐忑。这八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守在店里，将地板拖得锃亮，将剪刀梳子摆得整整齐齐，连角落里的灰尘都擦得一干二净。小童更是每天都精心打理自己，头发梳成利落的高马尾，脸上抹着淡淡的粉底，唇上是显气色的豆沙色唇釉，那黑色的胸罩肩带，被高领毛衣严严实实地遮住，却又藏着几分呼之欲出的得意。

我们以为，芳姐回来，会笑着夸小童越来越好看，会和我们一起规划新一年的生意，会像从前那样，在午后的阳光里，给我们泡一壶菊花茶，听我们絮絮叨叨地讲过年的趣事。

可现实，却像一盆兜头浇下的冰水，将所有的期待都砸得粉碎。

芳姐是傍晚到的，拎着一个沉甸甸的行李箱，脸上没有往日的笑意，只剩下掩不住的疲惫和憔悴。她推开门，看见我们俩，眼神动了动，嘴唇嗫嚅了几下，却半天没说出话来。

“芳姐！”小童率先迎上去，伸手想帮她拎箱子，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像春日的花，“你可算回来了，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他说着，就要去扯墙上的外套，想让芳姐看看自己的变化。

芳姐却轻轻按住了他的手，声音沙哑得厉害：“小童，潇，姐对不起你们。”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我和小童的耳边炸开。我们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愣愣地看着她，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理发店……可能要关门了。”芳姐垂下眼帘，眼眶泛红，“家里出了点急事，我妈身体不好，离不开人，我以后，得留在老家照顾她，再也不能出来工作了。”

她的话还没说完，小童手里的豆浆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温热的液体溅湿了他的裤脚，他却浑然不觉。我也觉得喉咙发紧，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心里空落落的，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这还不是最糟的。

芳姐深吸一口气，又说出了一个更让我们绝望的消息：“还有一件事……这店面所在的片区，要拆迁了。房东已经说了，就算我能回来，也没办法再续租给我们了。”

双重打击，像两座大山，轰然压在我和小童的心头。我们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地上碎裂的豆浆杯，看着芳姐憔悴的脸，看着这间充满了我们回忆的理发店，只觉得眼眶发烫，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

我们在这里，从青涩的少年，一点点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我们在这里，被芳姐温柔地包容，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最温暖的一个冬天。可现在，这间店，就要没了。

芳姐看着我们失魂落魄的样子，眼圈也红了。她走上前，轻轻揽住我和小童的肩膀，声音里满是心疼：“姐知道，你们心里难受。姐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这个店。可是没办法……”她顿了顿，目光落在小童身上，眼神复杂，“刚进门的时候，我就看出小童不一样了。你穿了女性内衣，那凸起的胸部，确实很美，很适合你。”

小童咬着嘴唇，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可是，姐必须提醒你们，”芳姐的声音变得沉重，“在我这里，姐能接受你们的一切，能护着你们。可要是换了别的地方，你们未必能遇到像姐这样的人。这个世界，对你们这样的孩子，还是有太多的偏见。”

她看着我们，眼神里满是恳切：“你们想要继续生存下去，想要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得改掉男穿女装的习惯。不然，以后会吃很多苦的。”

芳姐的话，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割在我们的心上。疼，却又无力反驳。我们都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接下来的三五天，理发店的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悲伤。我们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默默地收拾着店里的东西。那些剪刀、梳子、卷发棒，那些我们曾经视若珍宝的女装、高跟鞋、指甲油，被一件件打包，塞进了行李箱的最底层。

然后，我们一起去了理发店隔壁的小发廊。当理发师的剪刀落下，乌黑的长发簌簌地掉在地上时，我和小童都闭上了眼睛，眼泪无声地淌过脸颊。

长发被剪去，变成了盖住耳朵的男士顺发。镜子里的我们，又变回了那个略显青涩的少年模样，只是眉眼间，多了几分挥之不去的落寞。

我们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要收起自己的喜欢，要学着去迎合世俗的眼光，要去找一份新的、“正常”的工作了。

芳姐离开的那天，天阴沉沉的，飘起了细碎的雪花。我和小童提着她的行李箱，送她去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