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初春，重庆终于褪去了冬日的湿冷，嘉陵江的水涨了些，漫过岸边的鹅卵石。栗家公馆的庭院里。闫昂霄正坐在桌前，批改学生的作文。

他能进入这所名为“渝州中学”的学堂任教，实属偶然。年前赵景行案尘埃落定后，重庆文化界举办了一场“守护文脉”座谈会，闫昂霄作为文献保护的代表参会，席间即兴讲解了《诗经》里的爱国篇章，言辞恳切，引经据典，恰好被渝州中学校长廖铮启听在耳里。廖校长正愁找不到既懂古籍又能传播开明思想的教师，散会后便主动上前递了橄榄枝：“闫先生，我校缺一位国文教师，您这样的才学，要是能来任教，真是学生们的福气。”

起初闫昂霄还有些犹豫，担心教学与文献保护难以兼顾。栗维岳得知后，反倒劝他：“传播思想最好的方式就是育人，你在课堂上多教一个学生，进步的种子就多撒一颗。洋行那边我盯着，文献保护的事也有我。”闫明薇也帮着劝：“哥，我去看过渝州中学，有不少逃难来的学生，他们特别渴望读书。”就这样，闫昂霄最终应下了邀约，成了渝州中学的国文教师。

他的课堂确实与众不同。别的教师讲国文只重背诵释义，他却总爱结合时局讲背后的故事。讲《离骚》时，他会说起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守，再引申到如今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讲《岳阳楼记》时，他会指着窗外嘉陵江的烟波，让学生们体会“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课堂上没有刻板的规矩，学生们可以随时提问，偶尔还能看到他带着学生在校园的梧桐树下诵读诗文，阳光穿过枝叶落在书页上，连风都带着墨香。

有个叫林未的学生，父母在空袭中去世，性格格外孤僻，上课总躲在最后一排。闫昂霄发现他作文写得极好，字里行间藏着对家乡的思念。课后他特意留下林未，递给他一本线装的《唐诗三百首》：“你看这‘举头望明月’，是不是和你想家乡时的心情一样？”林未捧着书，指尖摩挲着泛黄的纸页，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后来闫昂霄常找他谈心，还让他担任班级的“诗文小组长”，渐渐的，林未脸上有了笑容，课堂上也敢主动发言了。廖校长每次路过教室，听到里面的欢声笑语，都忍不住对同事感慨：“闫先生这才是真的教书育人啊。”

栗维岳的日子也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他打理栗氏洋行的同时，始终记挂着文化教育事业。为了给重庆的文化机构捐赠物资，他先是盘点了洋行仓库里的纸张、笔墨，又通过香港的渠道采购了一批适合学生阅读的中外书籍。捐赠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些偏远的乡村学堂路不好走，车辆根本开不进去，他便和伙计们一起用独轮车推，担子把肩膀磨出了红印也不吭声。

上个月给巴县的一所乡村学堂捐赠时，恰逢春雨连绵，山路泥泞不堪。独轮车陷在泥里，他和伙计们一起推车，裤腿上沾满了泥水。学堂的老校长握着他的手，感动得说不出话：“栗先生，我们这里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您送来的这些书，真是救了急啊！”栗维岳看着教室里孩子们睁得圆圆的眼睛，心里满是触动：“这些书是给孩子们的希望，再难也得送过来。”他还特意让闫昂霄挑选了一批浅显易懂的书籍，编印成简易课本，一起送到了乡村学堂。

除了捐赠物资，栗维岳还牵头在城里办了一个“文化互助社”，联络了重庆的开明商人，为贫困学生捐赠学费和文具。有一次，他得知渝州中学有几个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要辍学，立刻让人送去学费，还特意叮嘱廖校长：“别说是我捐的，就说是学校的助学金。”他不想让孩子们有心理负担，只希望他们能安心读书。闫昂霄得知后，特意在课堂上提了一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读书，总有人在背后帮着你们。”台下的学生们似懂非懂，却都用力点了点头。

闫明薇在女子文化促进会的工作也蒸蒸日上。她负责的识字班从最初的几个学员，发展到如今的四十多个，不仅有贫困女性，还有不少逃难来的姑娘。为了让教学更有效，她根据学员的基础分成了初级班和进阶班，初级班教识字写字，进阶班则教简单的算术和进步思想。她还自己编了本《识字读本》，把“抗战”“和平”“进步”这些词编成朗朗上口的口诀，方便学员记忆。

有个叫王桂芝的学员，丈夫在前线打仗，她带着两个孩子逃难到重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她紧张得手都在抖，笔都握不稳。闫明薇握着她的手，一笔一划地教她写“王桂芝”三个字：“你看，这是你的名字，多好看。”王桂芝看着纸上自己的名字，眼泪掉了下来：“闫老师，我以后是不是也能给我男人写家书了？”闫明薇笑着点头：“当然能，等你学会了，就能给你男人写家书。”三个月后，王桂芝真的写出了第一封家书，虽然字迹歪歪扭扭，却写满了对丈夫的思念和对和平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