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昂霄裹紧了身上的长衫，将装着古籍的蓝布包袱紧紧搂在怀里，包袱外层还裹着两层粗麻布袋，乍一看与寻常旅客的行李并无二致。轮船的汽笛声沉闷地划破晨雾，他最后望了一眼岸边那座熟悉的城市，远处隐约传来稽查署的哨声，让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登船时，两个穿中山装的稽查员正挨个检查乘客的行李，手里的铁棍时不时敲打着包裹，眼神警惕地扫过每个人的脸。闫昂霄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包袱里装着三卷南宋孤本《论语集注》，是他和栗维岳当年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珍品，也是重要文献，绝不能有失。他故意放慢脚步，跟在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身后，借着货郎的竹筐遮挡住稽查员的视线。
“包袱打开看看！”一个稽查员拦住他，铁棍指着他怀里的包袱。闫昂霄强装镇定，脸上挤出一丝憨厚的笑：“老总，这里面都是家传的旧衣服，不值钱的。”他一边说，一边悄悄将包袱往身后挪了挪。货郎突然“哎哟”一声，挑着的担子歪了歪，里面的瓷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稽查员的注意力瞬间被吸引过去，不耐烦地挥挥手：“快走快走，别挡道！”闫昂霄连忙低头快步上船，走到甲板的角落才敢喘口气，后背的冷汗已经将里层的衣衫浸透。
轮船驶离上海码头后，便径直朝着重庆方向航行，这是为数不多仍在运营的直达航线。闫昂霄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将包袱放在腿上，用身体紧紧护住。江面上雾气时浓时淡，远处的船只只剩下模糊的影子，像极了他此刻渺茫的希望。他从怀里摸出栗维岳的信，信纸已经被摩挲得边角发卷，那句“重庆栗氏洋行，有事可寻李经理”的字迹清晰可见。他想起妹妹被捕时惊慌的哭喊，想起赵景行那张狰狞的脸，心脏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
轮船行驶了七天七夜，终于抵达重庆的码头。靠岸时天色已经擦黑，码头上灯火稀疏，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的潮湿气息。闫昂霄跟着人流下船，刚走出码头出口，就看到一群士兵正检查过往旅客的身份证明。他离开上海时太过匆忙，只来得及从校长那里借了一张临时通行证明，上面的信息还是临时伪造的。手心沁出的汗将纸张浸湿了一角。
“身份证明拿出来！”一个士兵走到他面前，目光锐利地打量着他。闫昂霄连忙掏出证明，双手递了过去，指尖微微颤抖。士兵接过证明，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又抬头看了看他：“你是教书先生？来重庆做什么？”“回老家探亲，家里外祖父病重。”闫昂霄的声音带着刻意伪装的沙哑，眼神却不敢与士兵对视，生怕露出破绽。士兵沉默了片刻，将证明还给了他：“走吧，下次记得带正规证件。”闫昂霄连忙道谢，快步离开码头，直到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才敢靠在墙上大口喘气。
顺利通过检查后，闫昂霄便朝着市区方向走去。沿途不时能看到逃难的百姓，也有不少挑着担子的商贩，借着昏暗的灯光匆匆赶路。他一路打听，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重庆市区。
栗氏洋行坐落在重庆的繁华地段，门面不大，却收拾得很整洁。闫昂霄推开门走进去，一个穿西装的经理迎了上来，笑容满面地问：“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我找栗维岳先生。”闫昂霄的声音带着疲惫，却难掩激动。经理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他上下打量着闫昂霄，语气变得谨慎起来：“请问您是？”“我是他的朋友，闫昂霄。”
经理听到“闫昂霄”三个字，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他连忙将闫昂霄拉到里屋，关上门小声说：“闫先生，您怎么来了？栗先生出差了，去了一个乡镇的物资中转站，具体地址我不能说，这是组织的规定。”闫昂霄心里一沉，随即又松了口气——他果然没猜错，栗维岳一定是去中转站处理军火和药品的运输了。“我有急事找他，非常紧急。”闫昂霄抓住经理的手，语气急切，“我妹妹被上海的稽查署抓了，只有栗先生能救她！”
经理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犹豫了片刻，说：“闫先生，不是我不告诉你地址，只是现在时局紧张，中转站的位置是机密，要是泄露了，后果不堪设想。栗先生临走前说过，要是有人找他，就让他在洋行等，他最多半个月就回来了。”“不行，我等不了半个月！”闫昂霄急得直跺脚，“再等下去，我妹妹就没命了！”
经理看着闫昂霄焦急的神情，叹了口气：“既然这样，我就告诉你吧。栗先生去了铜梁县的安居镇，那里有个废弃的粮仓，就是我们的中转站。不过你要小心，从重庆到安居镇的路上，关卡很多，检查得很严，尤其是最近，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路途很危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地图，标上路线递给闫昂霄，又塞给他一些钱和干粮，“这些你拿着，路上用。要是遇到检查，就说你是洋行的伙计，去送账本。”
闫昂霄接过地图和钱，连忙道谢，转身就往外走。经理叫住他，递给他一件洋行的伙计制服：“换上这个，不容易引起怀疑。”闫昂霄换上制服，将古籍包袱藏在制服里面，又将账本放在外面的口袋里，伪装成送账本的伙计。离开洋行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重庆的街头亮起了昏暗的路灯，远处传来隐约的爆炸声，让他心里更加焦急。
按照经理的指引，闫昂霄找到了去铜梁县的汽车站。可到了车站才知道，由于日军轰炸，通往铜梁县的汽车已经停运了，只能靠步行或者搭乘骡车。他打听了一下，从重庆到安居镇，步行至少要走三天三夜，而且路上要经过好几个关卡。他没有丝毫犹豫，买了一双结实的布鞋，换上后就出发了。
第一天的路程还算顺利，他沿着公路行走，路上遇到了不少逃难的百姓，大家相互扶持着，朝着安全的地方走去。可到了晚上，麻烦就来了——他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能在一个破庙里过夜。破庙里挤满了人，他找了个角落坐下，将包袱紧紧抱在怀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夜里，寒风从破庙的窗户灌进来，冻得他瑟瑟发抖，他只能靠在墙壁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妹妹和栗维岳的身影，靠着这份信念支撑着。
第二天一早，闫昂霄继续赶路。走了没多久，就遇到了第一个关卡。关卡前，士兵们荷枪实弹地站着，挨个检查过往行人的行李和身份证明。他心里一紧，想起经理的话，连忙掏出账本和伪造的身份证明，递了过去。士兵接过身份证明，看了看，又翻了翻账本，疑惑地问：“你一个送账本的，怎么穿得这么破旧？”“最近日军轰炸，衣服都被炸坏了，没时间换。”闫昂霄的声音很镇定，心里却在打鼓。士兵沉默了片刻，挥挥手：“走吧。”闫昂霄连忙道谢，快步通过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