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面上“严查赤色读物”的告示贴了一层又一层，油墨味混着尘土的气息，弥漫在每一条弄堂里。闫昂霄批改完学生的周记，就听见院门外传来陈默特有的轻叩声——三短两长，是组织有紧急消息的暗号。

他快步走到院门边，透过门缝看清陈默裹着灰布头巾的脸，才轻轻拉开门闩。陈默闪身进来，反手将院门闩紧，头巾下的脸色比往日更显凝重，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油布包裹的铁盒，递到闫昂霄手中：“组织急件，必须亲手交给维岳。”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促，“到里屋说。”

里屋的窗棂早已用厚纸糊严，即便如此，陈默还是拉上了窗帘，才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光打开铁盒。里面没有信件，只有一张折叠的地图和半块刻着“岳”字的玉佩——那是组织最高级别的联络信物，只有涉及核心任务时才会使用。闫昂霄的心猛地一沉，他认得这半块玉佩，另一半在栗维岳手中，是负责人亲手交付的。

“重庆那边的同志传来消息，一批从北平转移的珍贵进步书籍和文献，被卡在了上海周边，急需有人接应后护送到重庆。”陈默的指尖落在地图上圈红的位置，“这批文献里有不少孤本手稿，是民族文化的根脉，一旦被当局查获，后果不堪设想。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维岳去执行这个任务。”

“为什么是他？”闫昂霄的声音有些发紧，“维岳在上海的洋行刚稳住局面，是组织重要的经费来源，而且他对重庆的情况并不熟悉。”

“正因为洋行的背景，他才最合适。”陈默叹了口气，“这批文献需要通过商运渠道转移，维岳的栗记洋行在长江沿线有固定的货运航线，不易引起怀疑。而且他与重庆的几家文化机构有旧交，能妥善安置文献。组织也考虑过风险，已经为他安排好了身份——以洋行拓展西南业务的名义前往重庆，沿途都有同志接应。”他顿了顿，看向闫昂霄，“组织也知道你们的情况，所以让我问问，你们有什么顾虑，都可以提。”

闫昂霄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攥着那半块玉佩。玉佩的棱角硌着掌心，让他混乱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半年前两人一起护送印刷机转移的夜晚，栗维岳握着他的手说“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这个任务，栗维岳不会拒绝，就像他自己无法放弃圣德中学的那些学生一样。

黑夜过半，栗维岳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住处。洋行的仓库刚被宪兵搜查过，虽然提前将军火和药品转移，却还是被翻得一片狼藉，他陪着李经理清点了大半晚，连口水都没顾上喝。推开门看到闫昂霄坐在桌前，桌上摆着他最爱吃的菜和一坛酒，却没像往常一样迎上来，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怎么了？”栗维岳放下公文包，走过去握住他的手，才发现他掌心冰凉，“出什么事了？是不是学校那边有麻烦？”

闫昂霄没有回答，只是将铁盒推到他面前。栗维岳打开铁盒，看到地图和那半块玉佩时，身体明显一僵，随即就明白了什么。他拿起玉佩，与自己怀里的另一半拼在一起，严丝合缝。“什么时候出发？”他的声音很平静。

“三天后，坐早班的轮船去重庆。”闫昂霄给他倒了杯酒，“陈默说，组织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沿途有同志接应。你的身份是栗记洋行西南区总负责人，去拓展业务。”

栗维岳端起酒杯，却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晃动的酒液。他不是怕危险，而是放心不下闫昂霄。上海的文化管控越来越严，圣德中学早已被宪兵盯上，闫昂霄还在坚持暗中传播进步思想，稍有不慎就会出事。“我走以后，你别再冒险了。”他放下酒杯，握住闫昂霄的手，“学校的课能推就推，那些进步书籍暂时藏起来。”

“我不能推。”闫昂霄轻轻抽回手，眼神坚定，“圣德中学的学生们还等着我，那些进步思想需要有人传递。要是我离开了，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不会让自己出事。”他夹了一块肉放在栗维岳碗里，“快吃饭吧，菜要凉了。”

那一晚，两人都没有多说什么，却默契地守着台灯坐到天明。栗维岳整理着洋行的账目，将需要交接给李经理的事务一笔一笔写在纸上，字迹比往日更显工整；闫昂霄则坐在一旁，给栗维岳收拾着路上需要的行装。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灯光照着他们，在地上投下两道交叠的影子，安静而绵长。

接下来的三天，两人像往常一样生活，却又处处透着不一样的珍惜。第一天，栗维岳带着闫昂霄去了四马路的书店。书店的老板看到他们，连忙将他们引到后院，那里藏着一批还没来得及转移的进步书籍。“这些书，我已经跟陈默说好，会分批转移到重庆。”栗维岳拿起一本《呐喊》，递给闫昂霄，“你要是需要，就让陈默给你送过来，别自己去买，太危险。”

书店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看着他们，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为了国家好啊。维岳，到了重庆要是有难处，就去找我远房的侄子，他在重庆开了家书店，能帮上忙。”他从柜台下拿出一个布包，递给栗维岳，“里面是些常用的药品，路上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