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的上海，刚下过一场冷雨，青石板路的缝隙里还积着水，倒映着街头骤然多起来的标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红漆字写在木板上，被寒风刮得微微晃动，却在灰蒙蒙的天色里透着灼人的光。闫昂霄踩着积水走进圣德中学时，都顾不上拍打沾了泥点的裤脚，因为教学楼前早已聚满了学生，每个人脸上都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

“闫老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国共要合作抗日了！”小个子男生周明远举着一张皱巴巴的号外，挤开人群冲到他面前，号外上的油墨还没干透，“停止内战”四个大字被人用红笔圈了又圈。周围的学生立刻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追问：“闫老师，这是不是说我们不用再怕了？”“我们能为抗日做些什么啊？”

闫昂霄接过号外，看着那些文字，眼眶忽然有些发热。前几日西安事变刚爆发时，上海的氛围紧张到了极点——街头的宪兵比往常多了三倍，报馆被勒令停刊，连学生们私下传抄的进步文章都要藏在鞋底。他还记得那天深夜，栗维岳冒着大雨回来，浑身湿透，却从贴身处掏出一封干燥的组织密信，声音发颤：“事变爆发，局势不明，洋行的军火采购暂时搁置，就怕再生变故。”

如今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像一道惊雷劈开了压抑的云层。他抬手示意学生们安静，声音洪亮：“同学们，和平解决不是结束，是开始！从今天起，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抗日的重要性，要让这股热情传遍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他的话刚说完，学生们就齐声欢呼起来，周明远举着号外蹦得老高：“闫老师，我们成立宣传队吧！去街头演讲，去发传单！”

当天下午，圣德中学的抗日宣传队就成立了。闫昂霄带着学生们在教室连夜赶制传单，烛火摇曳中，每个人的脸都被映得通红。周明远用毛笔在红纸上写标语，手都在发抖，却越写越有力。闫昂霄看着眼前的景象，想起半年前图书馆被查时，这些孩子抱着书籍不肯松手的模样，如今，他们长大了，从需要保护的幼苗，长成了能撑起一片天的小树。

与此同时，闫明薇正在女校的操场上组织募捐。她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募捐箱：“同学们，前线的战士们缺衣少食，缺枪少药，我们捐出一分钱，就是给他们多一份希望！”她沙哑的声音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台下的女生们立刻行动起来，有的掏出零花钱，有的摘下头上的银簪，还有人跑回宿舍，抱来自己的棉衣棉被。

一个穿斜襟棉袄裙的女生犹豫着站在人群外，手里攥着一个绣着梅花的荷包。闫明薇认出她是校长的女儿，平时最是娇贵，连走路都怕沾了泥。她走下台，轻声说：“你的心意最重要，不用勉强。”女生却猛地把荷包塞到她手里，眼眶通红：“这里面有五块大洋，虽然不多，但我想为抗日做些事。我还想加入你们的宣传队，我会唱歌，能给战士们鼓舞士气！”

闫明薇握住她的手，掌心的温度让女生渐渐放松下来。她想起前几日事变爆发时，父亲偷偷给她寄来一封信，催她和哥哥尽快离开上海避去重庆。可看着女校里那些眼底盛满对知识与和平渴望的女生，她怎么也狠不下心独自离开。那夜，她抱着信纸在灯下哭到后半夜，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校长办公室，直言要组织抗日募捐。校长起初沉脸反对，反复叮嘱她“女孩子家莫蹚浑水”，争执半晌，终究拗不过她眼里的执拗，叹着气松了口：“明薇啊，我知道拦不住你，凡事务必小心，安全第一。”

募捐结束时，铁皮箱子和募捐筐里装满了钱和衣物。闫明薇和女生们一起把东西打包，准备送到组织指定的地点。走出校门时，她看到街角的墙上贴满了抗日标语，几个工人正踩着梯子刷漆，嘴里还唱着歌，歌声悲壮有力。一个穿工装的大叔看到她们手里的包裹，笑着喊：“小姑娘们，是给前线送东西吧？我帮你们扛！”说着就抢过最重的一个包裹，扛在肩上大步往前走。

而此时的栗记洋行，气氛却比往常更加严肃。栗维岳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张军火采购清单，旁边是陈默刚送来的电报——“急需步枪五百支，药品若干，月底前务必送达前线”。他指尖敲击着桌面，眉头紧锁：“之前联系的德国供货商因为事变断了货，现在只能找本地的渠道，风险太大了。”

站在一旁的李经理递过来一杯热茶：“老板，我倒是认识一个码头的供货商，之前给我们送过棉纱，说是有门路弄到军火。只是这人胃口大，要价比平时高两倍，而且要求现金交易，不签合同。”

栗维岳端起茶杯，一口没喝，只是看着杯中的茶叶沉底。西安事变爆发那天，码头的宪兵加强了检查，连洋行的棉纱都被翻了三遍。当时他就意识到，军火运输的难度会越来越大。“钱不是问题。”他放下茶杯，语气坚定，“你去联系他，就说我明天亲自去码头和他谈。另外，让会计把账上的流动资金都取出来，换成金条，方便交易。”

“老板，亲自去太危险了！”李经理急了，“码头鱼龙混杂，而且最近宪兵查得严，要是被发现……”

“没有比前线战士更危险的。”栗维岳打断他，“他们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在后方多一分风险，他们就多一分希望。放心，我让陈默带着人在周围接应，不会出事的。”他顿了顿，补充道，“对了，药品的事你多盯着点，尤其是盘尼西林，一定要弄到足够的量，前线的伤兵等着救命呢。”

第二天清晨，栗维岳穿着一身灰色的短打，戴着一顶旧毡帽，混在码头的搬运工里，朝着约定的仓库走去。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他紧紧攥着腰间包裹好的金条，手心沁出了汗。仓库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一个穿黑风衣的男人正站在角落里抽烟，看到他进来，立刻熄灭烟头：“栗老板果然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