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查人员走后的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阁楼的气窗斜射进来，栗维岳靠在堆叠的古籍木箱上，听着楼下闫昂霄轻手轻脚生火的声音，鼻尖萦绕着淡淡的煤烟味与米粥的甜香，连日来的紧绷神经终于有了片刻松弛。

“出来吧，早饭好了。”闫昂霄的声音从木梯下方传来。他端着一个漆盘爬上阁楼，盘里放着两碗温热的小米粥、一碟酱萝卜，还有两块用油纸包着的桂花糕，那是特意给栗维岳留的。

栗维岳连忙起身接过漆盘，指尖不经意触到对方的手腕，两人同时飞快地移开目光。阁楼狭小逼仄，堆满了东西，剩下的空间仅够两人相对而坐，气窗透进的光线刚好落在闫昂霄的发顶，镀上一层柔和的绒光，让他苍白的脸颊多了几分血色。

“昨天多亏明薇机灵，不然真要出事。”栗维岳舀了一勺小米粥，温热的粥滑过喉咙，驱散了阁楼的寒气。他看着闫昂霄小口喝粥的模样，想起初见时对方捧着古籍的专注，心里泛起一阵暖意。

“她就是胆子大，事后吓得半夜做噩梦。”闫昂霄笑了笑，将酱萝卜往他那边推了推，“倒是你，在暗格里待了那么久，腿没麻吗？我找了块厚棉垫，等会儿铺在木箱上，坐着能舒服些。”

栗维岳点点头，忽然放下勺子，神色变得郑重：“昂霄，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清楚。关于我怎么参与到进步文化组织里，还有当年那些误会，我不想再瞒着你。”

闫昂霄喝粥的动作顿住，抬起头看向他，眼神里有惊讶，也有一丝期待。这些日子的相处，虽然误会解开了大半，但他始终不明白，出身豪门的栗维岳，怎么会冒险去资助进步刊物。他放下碗，身体微微前倾，示意他继续说。

“其实早在上海读书时，我就接触过进步思想。”栗维岳的目光飘向气窗外，仿佛回到了数年前的上海街头，“那时候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商科，课余总爱去书店淘书。有一次遇到学生游行，警察拿着警棍殴打学生，我亲眼看到一个穿蓝布长衫的年轻人，为了保护一个女学生，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怀里还紧紧抱着一摞书。”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把他送到医院，他醒过来后，第一句话就是问那些书有没有保住。他跟我说，这些书里写着老百姓的希望，只要还有人愿意读、愿意传，这个国家就还有救。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真的有人愿意为了信念，赌上自己的性命。”

闫昂霄的呼吸微微一滞，他想起自己在北平任教时，也曾见过类似的学生，他们年轻、热血，为了理想奋不顾身。他忽然觉得，栗维岳的形象在他心里变得清晰起来——那个看似养尊处优的富家少爷，内心深处藏着的，是不输任何人的家国情怀。

“后来呢？”闫昂霄轻声问，指尖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后来我就经常去他住的破院子，跟他还有其他几个学生一起讨论时局，读那些被禁的刊物。”栗维岳的眼神亮了起来，“他们教我写文章，教我怎么辨别真伪，我则用家里给的生活费，帮他们印刷传单、购买书籍。那时候的日子比任何时候都充实。”

他顿了顿，语气沉了下去：“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那个年轻人就被抓了。我托关系去监狱看他，他隔着铁窗跟我说，让我别再参与这些事，好好完成学业，将来用商科知识救国。他还说，要是有机会，一定要把进步思想传下去，让更多人觉醒。”

闫昂霄的眼眶红了，他知道那些话背后的重量。在那个年代，说一句“觉醒”，就可能意味着杀身之祸。他看着栗维岳，他原以为栗维岳只是一时兴起，没想到背后竟有这样沉重的过往。

“我父亲知道后，让陈叔找人看着我，等我一毕业，就让我接手家里的生意。”栗维岳苦笑一声，“他以为把我放在身边，就能让我断绝那些念想。可他不知道，那些日子的经历，早就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我一边学着打理洋行，一边偷偷关注进步组织的消息，希望能找到机会，完成那个年轻人的遗愿。”

“那你是怎么找到《觉醒周刊》的？”闫昂霄问。

“去年冬天，我去望平街的书社买古籍，偶然看到了《觉醒周刊》的样刊。”栗维岳的眼神变得温柔，“那上面的文章，笔锋犀利，观点鲜明，跟当年那个年轻人写的文章一模一样。我找到主编老周，跟他说明来意，他一开始还不信任我，以为我是父亲派来的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