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维岳却摇了摇头，指尖在石桌上轻轻划着词牌名：“我倒觉得，后主的愁不止是亡国之痛，还有对自身命运的无奈。他本是词人，却错生在帝王家。就像我，若不是家族的洋行需要人接手，真想留在北平，进北大中文系跟着你父亲读书。”他说这话时，语气带着几分怅惘，“圣约翰的法语课上，老师讲过雨果的《悲惨世界》，我总觉得，后主的命运和冉阿让有些像，都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人。”

“上海也有上海的魅力。”闫昂霄轻声说道，“我去年去上海参加古籍研讨会，见外滩的洋楼与老城的弄堂并存，西洋乐队与评弹艺人各展其长，那种开放包容的氛围，是北平没有的。你在上海打理洋行，既能接触国际事务，又能守护家族产业，也是另一种坚守。”他想起栗维岳曾说过，用西方的商业管理模式改良洋行，却始终坚持不用洋货替代国货，这份坚守，与自己校勘古籍的初心异曲同工。

两人就着月色，从诗词谈到文化，从北平聊到上海，不知不觉已至深夜。石桌上的酒壶渐渐空了，两碟小菜也见了底，远处的城墙上传来更夫敲梆的声音，三下，已是三更天。“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闫昂霄起身伸了个懒腰，身上带着几分酒意，脚步有些虚浮。

栗维岳连忙上前扶了他一把，顺手拿起石桌上的纱灯：“我送你回去，夜里路黑，不安全。”闫昂霄本想推辞，却见栗维岳已拎起他的帆布包，语气带着不容拒绝的真诚：“别客气，这么晚了，让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两人并肩走在青石板路上，纱灯的光晕在身前投下两道交叠的影子，两人都没有说话，却并不觉得尴尬，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桂花酒香。走到陶然亭门口时，一阵夜风吹来，闫昂霄打了个寒颤。栗维岳见状，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长衫，披在他身上。长衫上还带着栗维岳的体温，混着淡淡的佛手柑气息，瞬间驱散了夜的寒凉。“穿着吧，你身子骨不如我硬朗。”栗维岳的声音带着几分关切，不等闫昂霄推辞，便拎着纱灯往前走了。

闫昂霄低头看了看身上的月白色长衫，袖口处还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是上海新式的绣法，精致却不张扬。他想起栗维岳在圣约翰大学时，既能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教授辩论，又能深夜临摹《兰亭序》；既能精准分析国际市场的走向，又能对李煜的词道出独到见解，这样的人，看似矛盾，却又无比和谐。

“你在圣约翰读书时，是不是常被同学笑话太‘古板’？”闫昂霄忽然开口问道。栗维岳回头笑了笑，月光洒在他脸上，轮廓格外清晰：“刚开始是有些，他们都觉得我一个读洋学堂的，整天背唐诗、写毛笔字，是个‘老古董’。后来有一次，学校举办中西文化辩论会，我用《论语》里的‘和而不同’反驳了一位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从那以后，他们就不敢笑话我了。”“‘和而不同’，说得好。”闫昂霄由衷赞叹。

走到府学胡同口时，闫昂霄停下脚步，将身上的长衫脱下来递给栗维岳：“到了，你快回去吧，路上小心。”栗维岳接过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的锦囊，递到他面前：“这个给你，里面是我从上海带来的桂花糕，用的是今年的新桂花，甜而不腻，当宵夜吃。”

闫昂霄接过锦囊，入手温热，显然是一直揣在怀里的。他抬头看向栗维岳，月光下，栗维岳的眼中带着几分不舍，却又刻意保持着距离。“谢谢你送我回来，还……还谢谢你的桂花糕。”闫昂霄的声音有些不自然，连忙转身往胡同里走，“快回去吧！”

“昂霄！”栗维岳忽然开口叫住他。闫昂霄回头，只见栗维岳拎着纱灯站在原地，月光洒在他身上，像镀了一层银霜。“下周我父亲要去天津谈生意，我跟他一起去，回来给你带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栗维岳的声音带着几分期待，“到时候我们再去陶然亭，我带新酿的菊花酒。”

“好。”闫昂霄用力点头，转身快步走进胡同。走到院门口时，他下意识地回头，只见栗维岳还站在胡同口，手里的纱灯在夜风中轻轻摇曳，像一颗温暖的星。他推开门走进院子，回到书房，闫昂霄从锦囊里取出一块桂花糕，放入口中，甜香在舌尖散开，带着几分暖意。

他走到窗前，看向胡同口的方向，那里的灯光已经消失，想必栗维岳已经离开了。他拿起桌上的笔，在纸上写下“月下论诗，知己难求”八个字，笔尖落下，才发现纸上竟晕开了一点墨痕，像一颗悄然绽放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