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开徐知微的厚重棉服，将衣领褪至肩头，我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
徐知微的身上裹着一圈纱布，手艺粗糙潦草，显然是自己包的。
比这更扎眼的，是一片惊心触目的疮疤。她白玉一般的身子上，布满了淤青擦伤，好似刚刚在炮火里滚过，几乎见不到完整的皮肉。
我的指尖不由自主地发抖，难以想象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苦楚。
继续解开纱布，最长的是一道刀伤，横亘在她的右肩上。疤痕狰狞地向两侧蜿蜒着，有我半只手掌那么长。
伤口处的缝线歪歪斜斜，呈现出一个异样的隆起，黄色带着带血丝的渗液往外流出。
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心好像跟着这些伤口一起，胡乱地揪成了一块。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更严重的是她的后背。我继续揭开纱布，却发现余下的一部分，已经和她血肉相接，胡乱地黏在一起。
我停住手，怔愣着看向纱布。纱布是污浊的褐色，散发出难闻的药味，想来徐知微手不能及、眼不能见，只能草草洒点药粉了事。
她是怎么以这种姿态撑到现在的？
这个傻女人，身体都腐朽成这样，还在那里跟我又亲又抱，实在是烧得昏了头了。
一时间心乱如麻，我的脑海里一阵嗡鸣，好似又成百上千的蚊子在叫。
我没敢再搬动徐知微，又不想愣在原地一动不动，只能反复地去拿抹布，擦拭她的脸颊、脖颈，以及肩膀上仅剩的几块好肉。
热抹布在她脸上反复拂过，带来转瞬即逝的热气。徐知微下意识地蹭蹭我的手掌，小声哼唧。
我晓得她其实不需要这些多余的动作。但是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能使得自己安心。
莫名地，我有些心慌意乱。
我把头低下去，耳朵凑在不断说着什么的徐知微的面前，她说了很多遍，话语含糊不清。
我默默听了很久，终于，我听清楚了。
她说：“子衿，不怕了，不怕……”
我在心底冷笑。嘁，我才没有害怕。
她又说：“子衿，我们有钱啦。”
这句话真傻气，叫我想要发笑。
我脱下外衣，也跟着翻上床去，小心翼翼地避开她的伤口，揽住她的肩膀。
这时我才发觉，我的身体震颤着，衣服的布料之间上下摩挲，声音如窸窸窣窣地小鼠。
我默了默，和她躺在一起，像她唱过很多次的那样，嘴里轻哼：“月亮月亮巴巴，里头一个妈妈……”
洋人大夫终于到了，一个身着白大褂的金发蓝眼女人，手上提着一个大医药箱，身后还跟着助手。
我亲眼看着她将绷带分开，露出血肉模糊的筋肉。一个深可见骨的口子扎在那里，皮肉翻卷泛白，已经发炎溃烂。
怒意在胸腔里翻涌，烧得我眼睛通红。我咬紧牙关，身体被恨意支配，下意识攥紧拳头。
徐知微真是下贱，好好的书不读了，要跑出去挣快钱，做掉脑袋的勾当。
我还以为她多有能耐，跑这么一趟，花了三个月之久，差点没把半条命给奔进去，就为了薄薄的一沓美元。
她这么蠢，就差没让人把自己给砍死！
她这样子做，能够奔得什么？还不若做一个教书先生来得安定体面。
她又不差钱，书也读得顺风顺水，居然眼皮子这么目光短浅，我打心底里瞧不起她。
再说了，她现在这样，对得起清铃吗？
大夫问我：“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子，她受伤有多久？”
我摇摇头，回：“不知道。”
我只晓得她是这三个月里头受的伤，至于具体是哪一天，并不清楚。
她离开的这三个月，是我生命里的一段空白。
之后大夫又问了几个问题，诸如此前做的是什么工作，去了哪里，饮食状况如何，有没有过敏史一类的。
我自然是一概不知，她都走了那么久了！
大夫问到最后，语气有些严厉地问我：“你怎么什么都不晓得？”
“我凭什么要晓得！”一股无名火在我的心头升起，叫我下意识反问。其实这股子火早就烧在那里，只是不晓得该对谁发泻才好。
我还想要告诉大夫，说这不怪我，我又没跟她呆在一起。是她丢下我，一声不吭地写了封书信，自顾自地走了三个月，又像丧家之犬一样地跑回来。
是她害自己濒临绝境，弄得浑身是伤，以这样一副狼狈姿态走出来。
大夫却已经拿着工具弯下腰去，开始清理伤口。助手伸出右臂，匆匆忙忙将我往外面引——她得的是败血症，情况紧急，来不及送去医院，她们即将就地开展手术。
我的眼前一黑，这完全就是临终通知。在这个年代，人们因败血症而死的概率高达八成。
至少在我们身边，老门西的工人家庭里，这就是不治之症。能够从败血症手上活下去的人，才是少数。
我还想问问情况，看着那助手火急火燎的脸，却怕连这句话也耽误了她们，只能讷讷地拄着拐杖，走出屋外。
无所谓脏不脏，体不体面，我靠着房门坐下，等待结果。
扑面而来的冷风让我清醒了一些，其实刚刚的事，大夫没有错，她只是在做基本的事前了解。
徐知微没有错，她只是一个在床上挺尸的病人。
我自然更没有错，今日要不是我及时出现，她的脑袋还不知道在哪里搁呢。
可是我依然感到愤怒，这种愤怒大约是源自于我的无能。
我恨自己没有办法看顾好徐知微她，让她乖乖地待在屋里，哪都不要去。她应该安心去做她的女学生，女作家，女老师。
她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向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的，过完自己的一生。
谁让她去做那档子勾当？
可是这其实不怪我，我管不住她。我本来就没有义务要去她，也没有资格管她要去哪里。
我又不是她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