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指间沙，无声滑落。日历在焦虑的翻飞中撕去厚厚一叠，转眼便是初二那年的除夕前夕。

窗外，大理的冬风裹挟着枯叶，在灰白的天幕下呼啸盘旋，拍打着玻璃发出呜咽般的声响。这里四季如春，鲜少见雪，可一旦降温，那股湿冷便如细针般穿透衣物，直刺骨髓，比北方的凛冽更让人无处躲藏。窗内，六中的教室里弥漫着粉笔灰与备考焦虑混合的凝滞气息。覃梦薇埋首于题海，日光灯惨白的光线打在她侧脸上，衬得肤色近乎透明。她手中的黑色签字笔不时停顿，笔尖在纸上晕开墨点，那是太阳穴深处传来的尖锐钝痛在作祟——无数细针在扎刺，紧接着是湿布裹头般的昏沉。

自入冬第一场寒流袭来，她的身体便如泄了气的皮球，日渐衰竭。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无形的负担，喉头偶尔泛起腥甜，被她强行咽回。期末考试近在咫尺，她咬紧牙关，对自己说：忍一忍，考完就好了。

凭借近乎自虐的意志力，她熬过了期末厮杀。寒假伊始，她还存着一丝侥幸，天真地以为凭着幼时练舞的底子和强制体能训练的成果，这点小病小痛足以靠年轻的新陈代谢扛过去。然而她忘了，如今的学业重压早已非昔日可比，她那本就羸弱的根基，想要增强免疫力远比常人艰难。这种反噬并非狂风暴雨，而是如跗骨之蛆，悄无声息地附着在骨髓里，在每一个深夜和清晨，缓慢而坚定地蚕食着她本就不多的生命力。

精神的折磨随之加剧。她的睡眠断崖式下跌，意识常漂浮在混沌的灰色地带。在新安苑那间精致的卧室里，她频繁坠入同一个噩梦：身处一间漆黑的密室，四壁冰冷光滑，无门无窗，连尘埃都静止了。她在里面嘶吼、捶打，指甲剥落，声带撕裂，却发不出半点声音，只能绝望地在这片虚无中无尽徘徊。

回到澜音市后，母亲李婉清一句轻飘飘却重若千钧的“我们可能要离婚了”，如同生锈的锯子，猛地划开她尚未愈合的心理伤口。失眠骤然加重，从辗转反侧演变为漫长的清醒。为了安抚母亲波动的情绪，覃梦薇不得不将她送入大理第一人民医院。对此，她竟生出一股近乎麻木的平静——回想当初在港城，父母忙于医院事务，也不过是托付给老同学照料，真正的关心与陪伴，向来寥寥无几。

尽管时隔两年，全球疫情虽缓和却未根除。初一上学期期末的一个周五，覃梦薇戴着口罩挤上公交，前座一位未戴口罩的老婆婆正剧烈咳嗽，面色青紫。出于恐惧和礼貌，她将口罩勒得更紧，却未能阻挡病毒的入侵。

次日，她并未如常理般高烧，反而陷入一种诡异的虚弱。浑身滚烫的错觉只是幻觉，她的体温甚至低于常人，可四肢百骸却像被抽去了筋骨，走路都在飘。李婉清慌忙带她去大理第一人民医院检测，漫长的等待后，报告单上冷冰冰地印着“阴性”二字。无奈之下，她只得请假两天半，勉强调养后才敢返校。

班主任杨照澄见她归来，眼神里带着审视，误以为她是借故偷闲，在课堂上冷言相讥：“闲了两天，既然回来了就收收心，别总想着玩。”覃梦薇垂下眼睑，不作辩解，凭借扎实的底子跟上了进度。

然而命运的讽刺在于，傍晚她拖着疲惫身躯补作业时，医院打来电话：此前检测存在失误，她实为阳性，且已在校暴露多时。

覃正阳立刻带她折返医院。深夜的医疗系统人满为患，排队至即将轮到时，却被告知试剂耗尽。无奈折返途中，杨照澄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转往州级人民医院。父女俩驱车前往，只见医院门口队伍蜿蜒如长龙，直至凌晨两点半才完成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