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后的下午，我刚下手术台，正准备换衣服回诊室，便被阿尔芒娜拦在了更衣室。

“柯克兰医生，急诊来了一个哑巴，头破血流，我们试着问了话，他什么都不肯写。我知道您曾在巴黎为被炸断舌头的西班牙难民打过破伤风针——希望您可以试试。”

阿尔芒娜一直在儿科，上次的事件之后，我见到她的次数并不多。我知道她不会平白来找我，况且我并没有这种经历，即使有，非必要也不会告知外界。但我只是点点头，让阿尔芒娜引我过去。

她走在我身侧，压低声音，神色比上一次还要凝重许多：“柯克兰医生，上次枪击事件死了德国人，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消失了许多同志和平民……我们缺磺胺，黑市也买不到足够的量。虽然您是——我还是愿意相信您，每一次您都没犹豫过。您在主宫医院的病区有配额，签字就能调出药物。”

我没回答，只跟着她走入急诊室。

她带我见的是个男青年，看起来年纪应该小我几岁，戴着块不走时的破怀表，面色苍白，满头是血。他嘴唇紧抿，眼神沉静而戒备。我给他检查瞳孔反射时，他居然没有回避，估计是在盖世太保那里受过“光照折磨”——军控医院的医生们，对盖世太保们的手法早都见怪不怪了。

我开始为他检查头部。

男青年一直盯着我。很快，我就发现——“哑巴”头上的血，是泼上去的。

但我没有说破。我早已习惯替时不时出现的抵抗者遮掩，因此我只是平静地对他说：“别担心，我曾在巴黎为炸断了舌头的西班牙难民打过破伤风针。另外，先生，您的表坏了。”

我第一句算是在对暗号，第二句本来只是没话找话，权当证明自己对他这类人并没有恶意。但出乎意料地，男青年突然开口：

“不是每个表都必须走时。不该动的时候，动一次，就会有人死。”

听了这话，我问道：“您有药物过敏史吗？”

他摇了摇头，“没有。但我表哥伊萨克有。”

我了然。沉思片刻后，在病历单上写下“抽取脑脊液不得出，重度颅内感染，失语，谵妄，疑似败血倾向”。

对于如今的圣马洛而言，尤其是急诊科和神经外科，这样的病历和病人都太常见了，没人会细查。德国人从来不在意劳工的安全与死活，每天从防御工事上被运来的颅脑损伤患者，以及继发感染的患者一个接一个。而这样的病历，能让我顺利在艾丽西亚那儿拿出两瓶磺胺，且免于引起德方关注。

“菲利普·杜邦。”他离开前对我说。

“艾瑟尔·柯克兰。”我回答。

太阳落山之后，我将玻璃瓶，小型注射包和酒精棉封进纱布托盘内，伪装成普通术后用品，在阿尔芒娜的掩护下，递给来接人的“伊萨克的表弟”——菲利普·杜邦伪装的。他穿上了一件油污的工作服，神情淡漠，单从外表上来看，和任何一个战时努力维持生活的普通人无异。

他在离开之前扔下一句：“今晚开始，你就不是外人了。”

“谢谢你，我亲爱的艾蒂＊。”

阿尔芒娜热情地拥抱住我。我不太习惯这种亲昵，除了维尔纳和孩子们——因此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

那晚维尔纳回来时，夜已深了。我们照常接了吻，没有多说什么。我接过他的外套，像每天一样挂好，像每个军官家庭里沉默安静，温柔体贴的妻子一样——不。我更像一个在整理自己男人的衣服时，会突然心酸到想哭的女演员。

站在炉火前烧开水时，我突然在想，若是他站在那条小巷尽头，他会怎么做？他会像我今天一样，什么都不问，转身就走吗？

我没有问。

——毕竟，有很多事，连提都不能提。

维尔纳又坐在壁炉前的旧椅子上，看我送他的那套福尔摩斯。马丁姨夫＊的椅子已经成了他的专座了。

我递给他一杯没加奶的红茶。热的。熟悉的。属于我的。我是他的。

“在看《最后一案》？”我随口问。

“Bravo，”他接过红茶，有些诧异地问我，“你怎么知道的？”

“这太好猜了。你好半天才翻一页。”

“什么都瞒不过你。不过，我其实在想，要不要再去厨房给你煮一杯加糖的牛奶，还是你想听我给你演奏些什么，舒曼，德彪西——艾瑟尔，你今天看起来很累。”他终于说。

我听到他这话时，脑袋嗡的一下，好半天没出声。

“……今天病人比较多。”好一会儿，我才说。

“也是。”他把书合起来，“最近指挥部的事情也……你今天还顺利吗？”

我犹豫了一下才回答他，“别的都很顺利，除了有个癫痫发作的小男孩。指挥阿尔芒娜打针时，费了些功夫……最后还是我亲自给他打了针。”

维尔纳解开军服扣子，仰头看着天花板。

“阿尔芒娜？上次那位护士小姐吗？”

“是的。……她一直在儿科。”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提到阿尔芒娜时，我莫名有些心虚。我本来想说艾琳，开口却成了阿尔芒娜。

“我没有恶意。但那位小姐，她更像个……在山坡上跳舞的牧羊姑娘。胆大但不够心细，护士的工作不适合她。艾瑟尔，”维尔纳望着天花板，淡淡一笑，停顿了一小下，才说，“……你其实很适合去儿科。孩子们喜欢你，你对孩子也总是那么有耐心。”

“或许吧，但我更喜欢神经外科。另外，你不该动作这么大。你还没完全康复——”

我的话戛然而止，在我准备扶维尔纳坐起身，却正好和他的目光撞上的时候。

他灰蓝色的眼睛中，浮着一层化不开的悲伤。我明白是为什么——他在关于孩子的问题上，总觉得对不住我，即使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告诉他“我不怪你”。

在意识到这件事的瞬间，我浑身发冷——

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我唯一的男人，我孩子唯一的父亲，也是一个德国人。这意味着，我愿意为之生儿育女的男人，或许有一天，会被我亲手送上绝路。

这个认知让我一阵心悸。

我突然用力抱紧了他的腰，把脸深深埋进他右侧颈窝，身子止不住地发抖。维尔纳在片刻怔忡后，缓缓揽紧我，掌心一下一下抚着我背脊，如哄婴儿般轻柔。

“艾瑟尔，”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好了，别怕。我在这里。我会一直抱着你。”

“你知道你不会。”

我发着抖，把他抱得更紧些，“我们都知道……没有谁会‘一直’留在哪里。”

“我的心会一直留在你这里。”维尔纳柔声安慰我，“人没了心，是活不下去的。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最后都会回到你身边。你是我的心之所向，艾瑟尔。”

“维尔纳……”

我本来想挑他的逻辑漏洞——“你没说以哪种形式”，却被他温柔地封住了嘴唇。我闭上眼，听见唇瓣交织的声音，轻而细碎。

“好了，没事了。今晚我抱着你睡，好吗？”

“你每天都抱着我睡。”我在他怀里小声说。

“你是对的，我的小苹果女士。”他笑出声，在我眉心和头顶，落下一个又一个绵密的亲吻。

“我先上楼了，你也早点回来睡。就算你明天轮休，今天也不可以熬得太晚。”

我垂下眼，答了句，“知道了。”

他的唇又在我的额头上贴了一下，方才松开我，起身上楼。脚步声在木楼梯上渐渐远去，轻缓，稳重，规律，如雨水敲打窗棂，却又不像雨水那样毫无负担。

我听见二楼的门轻轻合上。

本是我习以为常的关门声，我却仿佛被轻微地刺了一下，缩在沙发上，蜷成一团，抱紧了自己。

这晚他又要我。他身上还有伤，动作温柔而缓慢。我在他身下闭着眼，想象自己就是那种一辈子不会撒谎的女人，只会在厨房里煮红茶，在床上安静呼吸，把自己交付出去，从不用思考去藏起什么。

后来他睡着了，呼吸均匀后，我才侧过头看他。

他双眼紧闭，睫毛长长，手掌习惯性地搭在我小腹上。他掌心温热，我心底却一片冰凉。

第二天我去面包店领取配给，提着面包篮，一如往常，像我第一次撞见维尔纳阻拦搜查那天。阳光正好，还有不知道谁家的鸽子从头上飞过去。一切看起来都像暖春初至的样子，而不是寒风呼啸，被□□笼罩下的十二月。

听起来很荒谬，也很疯狂，很不负责任——但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有时甚至恍惚希望街上的盖世太保能叫住我。至少这样，我就不用再费力去想借口，不必再在吻别后反思脸上的表情是否自然，不必在和爱人四目相对时强行压下那点心虚。

但没有人叫住我。

在穿过街角时，我撞见了那一幕——

三名法国青年，正被德军押赴圣马洛人流最密集的街心广场，显然是要公开处刑。

母亲们抱紧了孩子，捂住他们的眼睛，或者把他们赶回房子里。路旁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压低嗓子，对同伴说：“他们前几天还给我家发了传单……还有人说，他们藏了武器。”

另一人立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嘘，小声点。……他们昨晚炸毁了通往兵营的电缆。”

“听说还藏了手枪。德国鬼子在这儿杀他们，就是要警告我们。”

“中间那个是让·卢瓦松，是吧——他哥哥死在了集中营里……你记得吗？”

“记得。卢瓦松家，一家人都……”

“唉，这年头，谁还敢多说一句话。”

在德军士兵举起枪的瞬间，周边倏忽陷入死寂。仿佛整个城市都在一瞬间，被封存进一副只余低温与麻木的停尸柜中。连晨间的雾气都凝固成了纱布，不知不觉间紧紧覆盖住口鼻，教人无法呼吸。

那三个男青年都没有戴眼罩，最大的大约和维尔纳年纪相仿，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对他们举起枪的德国士兵；最年轻的一个，大概也就十八九岁，却没有丝毫惧色，眼睛不断地乱瞟，好像在寻找什么人；最后一人闭着眼，垂着头，看起来分外疲惫，却还在哑着嗓子，努力唱着已经破碎变调的《马赛曲》。

枪声骤然响起。

血液在地面上迅速蔓延。

它们流向同一个目的地——死亡——不，牺牲。

德国士兵们面无表情地收起步枪，像拖着垃圾一样拖行尸体，动作机械而熟稔。

有人干呕了一声，却迅速捂住了嘴。有些老妇人闭着眼睛，在胸前画着十字。但没有人哭。大多数人只是静静地散开，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