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愈发深沉，窗外的风溜进房间，在走动间碰得白纱窗帘沙沙作响。床边的手灯亮着微弱的光，充斥房间的血腥气已渐散，但房间本身仍像是裹在幽深而潮湿的梦魇里，静得几乎令人发狂。

已是后半夜。我坐在维尔纳的床边，双手交握着许久，已经僵硬如石膏，浑身仍似乎被大西洋的冰海冻住，动不了，一股子一股子地泛着冷。

维尔纳仍未醒，脸色因失血过多而苍白得不近人色，睡得沉得可怕，太静了，寂静到给人一种无人能唤得醒的错觉。这样的他让我觉得恶劣，这样的寂静让我恐惧得想大口喘息。迟来的的后怕从脊椎下端缓缓爬升，如潮水般把我吞没。我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浑身极端发麻，感觉呼吸困难，恐慌让我想尖叫，却又不敢，也不被允许发出声音。

如果他死了呢——

如果他死了呢。

我把脸埋进掌心，却连一滴泪也无法逼出。真正的悲伤往往不会流泪，它只是沉甸甸地压着胸口，堵塞气管，让人连呼吸都满是鲜血的铁锈味——我忽然明白了那次他把我从废墟里疯了一样挖出来时，心口是怎样的疼。

于是越发觉得自己恶劣至极。

和他冷战的这几天，我无数次对自己说，离开吧，艾瑟尔。离开这个房间，离开圣马洛，离开叛国者的自我批判，离开这场荒谬的战争，离开这个在错误的时刻出现在我生命中的男人，管他什么爱情不爱情。直到现在，我也不是没得选，我完全可以功成身退，把他扔给他们的军医官；甚至就在刚刚，我一度已经站起身，手指触碰到冰凉的门把。可我最终还是坐了回来——我早就回不了头了。命运已将我钉死在这张椅子上，把我浑身密密麻麻地刻满他的名字。

所谓抵抗，忠诚，界限……统统死了。

它们在我心里都死了，死在我对他说“你成功了”的那个夜里，死在他在我怀中为失子而流下的眼泪里，死在他在我手术刀和止血钳下一寸寸缝合的创口里。

他爱我，而我亦然，我们的爱情本身便是这个时代里稀有却残酷的病例。我没有再为自己辩解的欲望了。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一群自以为有选择的人，在历史的泥潭里徒劳地扑腾而已。

我像个被掏空了棉花的布娃娃，听着维尔纳一声一声的呼吸，听它一声一声地告诉我：

他还活着，我还爱他。

这一切没有意义——可这就是意义本身。

我记起他第一次亲吻我时的珍爱——仿佛在呵护一颗随时可能碎裂的晨露。我记得他第一次向我袒露心迹时的羞赧与克制，记得他每日的早安和晚安吻，记得他手指落在我发间的温度。我更记得那天我们为那未能出生的孩子一同低头哀悼时，他颤抖的肩头。我不是盲目的少女了，那些轻盈的冲动早在伦敦空袭的黄昏里被尽数碾碎。我知道他是谁——他是德意志的军官，是占领者，侵略者，是血雨腥风的一部分。

我也知道我们之间横亘着整个欧洲的废墟与鲜血——

可他也是从死亡线上被我亲自拉回来的，我的男人。一个在梦境边缘，呼唤着我名字的人。

“……Ethel……”

“Ethel……bleib bei mir……”

我抬起头看他。维尔纳眼睑紧闭，眉心轻蹙，嘴唇微微张着，像是正在与梦境缠斗。

于是我伸出手，覆上他冰冷的手背。

他没有反应：而这让我觉得陌生。每次我拉住他的手，他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都会立刻握住。有次我调侃他，他却认真地说，“元首的命令也阻止不了我牵你的手。”

然后弯下腰，微笑着，亲在我手背上。

元首的命令阻止不了——伤病和分离却可以。

我握紧他的手，听着自己的心跳，砰然作响，比风声和梦话，都更清晰。

天至拂晓，维尔纳方才苏醒过来。彼时我正在房间门口与军医官交代病情与注意事项。

“太厉害了。位置这么刁钻的穿透伤……”昨天协助我的军医官还在翻着我写下的记录，看着我时露出一种介于敌对，友好，震惊与佩服之间的古怪表情，又连连摇头，“上尉伤的位置太凶险……我们都不敢下刀。如果……”

“没有如果。”我果断地打断他，“是在你们的伤兵身上练出来的。上尉必须绝对静养，如若后续有呼吸急促或咳血的情况，立刻再行穿刺。”

“好的。”军医官回答，环顾四周后才说，“我其实是想说……柯克兰医生，如果不是在这个情况下与您共事，我会愿意和您多交流。虽然您是敌国公民，但您高超的医术让我由衷敬佩。”

我突然听见屋里传来一声轻咳。

“上尉醒了。”军医官说。

我的心思已经被那一声咳嗽拽进了门，匆忙甩下一句“这件事也没有如果”就推门进了屋。

一进门，我就直直地撞进他的目光里。

维尔纳看着我，瞳仁清亮得出奇，好像刚在死神的镰刀下兜了一圈的人根本不是他。他吃力地转转头，嘴角动了动，想笑，最后却只是抬了一下嘴角。

“你还在。”他说得极轻，温润的声线因为太久没喝水而变得干哑。我有些心虚地低下头，轻轻颔首，答道：“你醒了……脱险了。”

我本来想说“你活下来了”，但是“Alive”这个字眼太疼，疼得我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我说不出口。它像一把小刀，悬在舌尖上。

他眨了下眼。我眼睁睁看着那双灰蓝色的眼被温热的水汽轻轻糊住，又慢慢散去，只余下眼角星点水痕，心里钝钝地跟着他一起疼。维尔纳苦笑一下，试图抬手去擦，却因牵动伤口而轻轻吸气，眉头也蹙了起来。

“别动。”我伸手为他擦拭眼角，“我缝了你十六针。你必须静养，不能随便起身。”

他有些不敢置信地问：“你缝的？”

我点头：“当然是我。”

他眨眨眼睛，又问：“你怎么……会过来？”

我照实回答：“拉夫勒少尉来医院找过我。我不来，你就真的没救了。”

他苦笑一下，“果然。但他不该去找你。上次的事，我已经告诫过他。”

我说，“他也是一时心急，没办法。——别怪那孩子，他救了你。别再说话了，你听起来很累。”

维尔纳点点头，乖巧地不再说话，只是那样望着我。但只有我自己知道，从我和他目光对上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然又一次向他缴械了。他从来都是这样——不用说话，只用眼神，就足以将我一层一层地剥开，像岁月悄然剥落白桦树的老树皮那样，温柔而不动声色。

“方才和你，说话的那个……”我们沉默了一小会儿后，他突然又开口了。

“我不认识。”我说，“你们的军医官。呃……没有头发。四十多岁。”

“错了。”他眯起眼睛，“Sechsunddrei?ig.”

这家伙——我差点没憋住一点笑，连忙移开目光，轻咳一声，把声音调整成医生们惯用的冷淡声线，方才开口：“Well，他看起来很成熟。另外，我昨晚留下，是因为我不放心我的病人，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白天我要回到医院工作，刚才正在和你们的军医官交接班。”

劫后余生的轻松气氛又被我毁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大抵是我觉得我还没想清楚——所以即使心已经向他投降，嘴上也要装得足够冷淡，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肯丢盔弃甲。

维尔纳没有追问，只沉默了一瞬，便以一种自嘲的语调询问我：

“那，医生……晚上还是你值夜班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用水浸湿纱布，为他润口。他抿了抿，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随后低声问我：“我是不是说了梦话？”

我手一顿，迟疑片刻后，轻声应他：“你说了。你说让我留下。”

他轻轻一笑，“那我大概说了心里话。”

我是在走出德军指挥部后，才慢慢反应过来——自己到底有多疯。寒意从脑室一路扩散到脊柱，心脏，还有全身的末梢神经。对于如今的我而言，昨日的莽撞举动，倘若落入有心人耳中，足以招致毁灭性的流言和泼天的国仇家恨。

战时的空气本就像浸泡在汽油里的棉布，一句轻佻的闲话，足够点燃整个街区。而一直自诩谨慎冷静的我，却像被石子打瞎了眼的盲鸟，不管不顾地撞向风暴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