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在医院的表现不太对劲。
我心烦意乱，胃口奇差，操作失误频发，甚至在一场小型缝合手术中，差点将针头扎入自己的手指。我忘了记录两位病人的输液时间，听漏了凯瑟琳和实习医生的汇报。我从未这样过。我像一台生锈的机器，仍然工作，却不再精确，不再高效。我清楚自己脱轨了，却无力拉回。
亨利医生察觉到了。他早该察觉了。他比谁都了解我——那个总是准确到苛刻，永远提前三分钟查房的柯克兰小姐，忽然开始犯错，发呆，走神。
以及——那位冯·比尔肯贝格上尉这几日不怎么出现了，来了也只是匆匆忙忙看上一眼就走——但他每次都会出现在柯克兰医生所在的病区。
“你爱他，对吗？孩子……”亨利说。
这话他是在手术室门口说的，那时我们刚为一名突发气胸的老妇人做完抢救，因为她趁着护士转身，主动从病床上摔了下去。亨利医生递给我一块毛巾，我接过去，低头擦去额角的汗。
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
我没说话，只微不可察地点头。
“其实，我那天看见你把他推进了储藏室，我本来以为他要对你图谋不轨，事实证明我想多了。我不是说你不该爱他，这个人我知道一些，他在尽力不制造——甚至阻挡杀戮和暴力。德国人来了之后，主宫医院从未如此顺利——你出审查营那天，是他拜托我去接你，我看得出来，那孩子不错，只是……毕竟他的身份……”亨利医生说得像给颅骨钻孔那样缓慢，“……你很聪明，你肯定清楚你们——会通往什么结局。”
“我知道。”我说。但我还有句话没说出口，也不敢说出口：我仍心甘情愿下坠。亨利不知道，他有一件事说对了，那就是维尔纳确实图谋不轨。他只对我图谋不轨，也只能是我。
亨利·布兰科医生——年近六十，独身一人，无儿无女。在这样一个女性在医学领域难以立足的年代，我是他收的第一个女实习生。他对我几乎近似父亲的慈爱。战争爆发后他曾对我许诺：如果我们都能活到战后，他希望他能送我出嫁。我当时不认为我会嫁给谁，但我知道他没有开玩笑。他不是那种满口道义的高尚者，默许里藏着失望和疼惜，不劝我断绝关系，也不为我们辩解。他只是疲惫又哀怜地望着窗外，眼神像是在看战地医院里随处可见的断臂残肢。最后，他低声说：“你足够聪明，也足够理智，艾瑟尔。但这世上，并非所有聪明人都能躲开灾难。”
那天下午，病房外的走廊弥漫着消毒水，血腥，烟灰与焦躁融合的气味。天花板上的灯管在微微颤动，每一次闪烁都像是恐怖故事里不祥的预兆。我正在为一个八岁的小男孩换药，他是爆炸中的幸存者，颅骨被炸出了裂缝，我为他动了手术，小家伙仍在术后恢复期。
我正准备贴上纱布，隔壁病房的门却猛地被推开，砰地一声，颇为刺耳。
“军官……重伤……指挥部附近……”
那句不完整的话入耳的瞬间，我如同被肋骨刺破了肺泡，瞬时抽空了我胸腔中的气压——那种医学课本上熟悉却主观无法描述的空虚感，心跳暂停一瞬，听觉随之失真。我反应过来时，棉球和碘酒都从手里滑落了下去，那个褐色玻璃罐翻滚着撞上了桌角，发出一声轻响。
被我按在诊台上的小孩也突然“哇”地大哭起来。
我连忙整理心神，拿了新的棉球，只是更用力地握紧镊子，一边安抚小孩，一边逼迫自己冷静下来，继续为小孩换药，并把他抱下去交给护士。我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寒意爬满脊背，模糊却凶猛，像有只冰凉的蜥蜴，在皮下到处乱窜。
走廊上响起奔跑的脚步声，室外传来断断续续的广播声。传言像瘟疫般迅速传播开来：今天指挥部有个德国军官遭到了枪击。
“希望不要波及我住的那条街。我还不想死。”
“哎，又要戒严了。上帝知道德国鬼子又要怎么折腾人？”
“上帝保佑。真是美好的一天。”
有病人和其他医护们小声闲聊着，我则强迫自己摆出一种冷静得近乎冷漠的姿态，和旁人一样假装对此漠不关心。有人悄声议论，有人为之窃喜，有人说那位军官可能是新来驻防的党卫军上校，也有人猜测是外省调来的情报人员。只是……只是我已经忘记了自己都说过什么诊断，和哪位同事打过招呼，接诊过的病人又是谁；只是我的手，在写病历报告时的笔画比平时深了许多，力透纸背。
而就在我强迫我的视线钉在病历上的时候，一句德语自诊室门外的走廊传来，又很快远去。
“Ein deutscher Offizier… get?tett.”
（“一名德国军官……死亡。”）
我感觉脑袋里所有的神经都被切断了。钢笔顿了一下，墨水像血斑般在纸上洇开。我没有发问，也不能发问。我只是轻轻放下笔，走进洗手间，像往常一样洗手，戴手套，穿上外袍。动作一丝不苟。机械如仪式。
我把手洗了又洗，似乎这样就能将身体里所有的惴惴不安都随着水冲下去。护士贝蒂娜望着我，眼中满是惊异与不安：“柯克兰小姐……？”
我才回过神来，低声答道：“对不起。”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而像有人在用琴弦拉着野坟里漏出来的白骨。
我告诉自己：这座城市每天都有人死。他是军人。他的名字不在那个传言里。他不会是那一个。绝不会是。
事实是我的每一次呼吸都仿佛背负着钢铁的重量，每一次迈步都似踩在薄冰之上。我几乎要窒息了。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像一条鱼，被强行从水里捞出来，扔在砧板上，睁着眼等死。
接近傍晚时，我诊室的门被推开了。
我最不想看到的人来了——奥古斯特·拉夫勒少尉，我看到是他的一瞬间，感觉听见什么本就强行撑着的东西，哗啦一声，尽数碎裂了。他终于来了，理所应当又欲盖弥彰的来了——我几乎控制不住浑身颤抖，张了张嘴，心里的疑问冲口欲出，却又组织不成完整的词句，甚至已经忘记了该怎么正常的呼吸。
拉夫勒少尉对我敬礼，示意我私下说话，神情分外严肃，几乎可以称之为凝重——我心里那种不安的预感越发强烈起来，走到他面前的几步都不知道是怎么迈开的。副官独自前来，这已经是某种征兆。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手里又捏着止血钳。我拼命抑制着颤抖，那把小小的金属已经几乎在我手里变形。
“柯克兰医生，冯·比尔肯贝格上尉被流弹击中左侧肩胛，现伤势严重，军医官已做了评估，认为几乎没有救治可能，长官本人已经昏迷不醒。我不愿眼睁睁看着他死去，所以来找您……”
他后面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我的血液几乎在那一瞬间冻结。
“冯·比尔肯贝格上尉。”
“伤势严重……”
“没有救治可能……”
整个世界仿佛静止了。我脑中空白，唯有那个称呼在回响——一次次地，脑海里有个大钟在嗡嗡地响。渐渐地，我听到德国士兵们沿街高喊召集支援的呼声，走廊里孩子尖锐的哭声，病人们病痛发作时痛苦的呻吟声——世界回到了我的眼前。
我似乎是点了下头。机械地。
拉夫勒少尉再次向我敬礼，转身离去。
我的手还握着器械，指关节捏得惨白，几乎硌破了我的皮肤；我试着只是惯性地分析，以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思维，把我心爱的男人变成病例，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个临床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