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胛中弹。贯通伤或者穿透伤。大量失血……意识模糊……病情危重……”

没有歇斯底里，没有眼泪，可我知道，我早已失控。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转身回到诊室，再走进药品间的。那里昏暗逼仄，熟悉的医用酒精的气味却熏得我几近窒息，玻璃瓶反光出无数个我，再共同窥视我的每一次犹疑。我开始冷静地挑选所需物品：麻醉剂，酒精，绷带，外科剪，止痛针……准备流程一丝不苟，像我每一次术前准备那样。可我清楚，那是理智最后的壳正在碎裂。我已不再是柯克兰医生，而只是站在悬崖边上的艾瑟尔，正睁大眼睛，凝视着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

那是不是——也许已经——是告别……不，还不是。

我逼迫自己把药瓶一一包扎妥当，分门别类塞入急救箱，像往常那样系紧带扣。

然后我听见自己对贝蒂娜说：“我出去一趟。”

走出医院时，天空呈现出尸体皮肤独有的那种晦暗灰白的死色，低垂得像块吸饱寡妇们眼泪的布帘，毫不留情地遮蔽住城市的头颅。沾血的传单散在路边，被风吹得四处乱飞。

我提着急救箱，脚步沉重，却毫不迟疑。心脏却像被套在钢丝绞索中，每踏出一步都微微收紧，勒得我眼前阵阵发黑。

拉夫勒少尉带着我，快步进入指挥部。德军临时改造的战时医务所位于指挥部后方，早年曾作为小剧院使用——荒诞成了现实，在这里讽刺地上演着。我刚一靠近它，便听见怒吼的命令，短促的回话与交错的靴声，然后就被少尉引入维尔纳所在的房间。

维尔纳躺在床上，军装已被鲜血浸透，胸腔还有起伏，但分外微弱。他苍白得像个石膏像，失去了他惯常的神情——那种能穿透任何个人意志的沉静，和对着我时会丧失个人意志的温柔。

这个失血过多，虚无空茫的躯体，竟是维尔纳。

竟是……我的维尔纳。

我浑身发冷，好像第一次认识他，整个人跟着他一起被抽干了全身的血。

几名医务兵正忙乱着，围着病床团团转。看见我，一名军官厉声质问：

“你是拉夫勒少尉找来的外科医生？是不是前段时间……被拘捕过的那个？”

另一个声音介入——不是拉夫勒，但比起质问更像解释，音色好像在哪里听过：“她在舞会上救过他。”

很好，他们还记得我。我没有否认，只是点了点头：“是。我需要清场。”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冰冷，干净，冒着森森的寒气。军官看了我几秒，挥手命人退开。

我努力像我每次走近死亡一样，走近他，双膝几乎要弯折，只能强迫自己稳住身形。维尔纳现在还活着，就在我面前——熟悉，陌生，苍白，隐隐透明。他尚未彻底阖上眼睛，长睫微颤，在昏迷边缘艰难地低声唤出我的名字：

“艾瑟尔……”

模模糊糊，近乎梦呓，别人可能听不清，但我却听得清清楚楚。他确实唤的是我。一个不该出现在这个房间的名字，一个与忠诚，命令，荣耀毫无关系的名字。

这场仗我必须赢。

以医生之名。

我必须再一次听见他口中唤出我的名字。

我小心地剪开伤处他被血染透的制服，流弹从左侧肩胛骨下方穿入，深度穿透伤，若不立即取出子弹并减压，他将极大可能引发血气胸，进而导致呼吸衰竭。我在作出判断时尚且心如擂鼓，深呼吸了两次，才强行命令自己镇定下来——维尔纳，我的爱人，他命运的骰盅，此刻就在我的手里。

“需要立刻手术。准备无菌器械，热水，和□□。”

我闭了闭眼睛，逼迫自己将恐惧和不安尽数捻碎，只把他当成一个重伤的病人，把每一滴涌出的血都当成一个普通病人的，当成自己的，不是他的。

手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的指尖冰冷，衣服已被冷汗浸透。缝合线收紧的最后一下，我差点没站稳。

维尔纳凌乱的呼吸终于重新规律起来。

我帮他调整点滴，盖好毯子——旧的，带着些许潮霉气。我下意识把毯子拉高，盖住他没受伤的那侧肩膀。

军医官向我致谢，他眼神格外空洞，显然又是一个见惯了血肉横飞与尸横遍野的。我扫了他一眼，麻木地点了点头，在手术记录单上匆匆签了字。

德国人没有驱赶我这个敌国公民。其一，我在舞会上救过他；其二，我是目前最了解他伤势的人。即使如此，也本该有宪兵在门口值守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居然撤了岗。

我没追问。

我懒得问。

我不想管那些。

我坐在维尔纳的病榻前，听着维尔纳沉重而平稳的呼吸，不停地告诉自己：我是医生。我来，我救，我留，都是因为职业素养，因为我对生命的敬畏，而不是因为他是我的——

但当我又一次低头看向他，我知道自己撒了谎。

疼痛的余波和释然的海潮同时在我胸口冲撞着。我早已无法自洽了。主动和被迫有本质区别，没有人逼迫我来到这里。换作法国的医生，或许也会像德国的军医官一样摇头叹息，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我却救了他，又一次。只不过上次我还能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至少我延缓了一些平民的死亡，我增加了他们活到战争结束的概率。但这一次的相救，却是再无余地。

我早就不是清白的人了。我从决定爱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侵略者。是压迫者，是我民族的伤口。但我还是爱了他，一点余地也没给自己留。余地这种东西——它早已模糊得像是炮火后的天空，无从辨认方向。

我是叛国者。

只是还未被彻底钉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