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是。我不值得你尊重。我是个心甘情愿为敌国军官孕育孩子的女人，甚至还因为没能留下这个孩子，嚎啕得像个疯妇。”我半带讽刺的说。

维尔纳的目光一动，看起来有些被我的话伤到了。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走过来将我拥入他臂弯中，让我靠在他怀里。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低低的：“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一件事。”

我仰头看向他灰蓝色的眼睛，即使在屋内暖黄色灯光的映照下，它们仍像是结了一层冷色的霜。

“你值得，永远值得。你是我的爱人，我永远尊重你，艾瑟尔。我说过，你不是他们口中的那种人，永远不是。但我在想，我究竟为你带来了什么。说到底，是我的错，是我先迈出的那一步……别再说你是帮凶，艾瑟尔，是我诱导了你，是我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一切，在夹缝中独行，而我却无能为力。”

维尔纳的声音是软的，几乎像是在告解。然而我只感到更疲惫。这个回答太软弱，太模糊，太冗长，像一张潮湿的纸，不能书写，不能抵御。我不想再听。

我面无表情地推开他，“太晚了，睡吧。”

他没有多言，只是顺从地收拾杯盘。

那晚我依然像每天一样，蜷在他怀中，假装安稳。可我整夜未眠。他也没睡好，偶尔因我翻身而惊醒，我们彼此无言，各怀心事。被褥之间共同的气息和温度都变得令人窒息。和他在一起这段时间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我和他这段匆匆燃起的爱情，或许迟早要匆匆熄灭，如同黑夜中勉强维持跳动的烛火，即使在冷风中倾斜着，苟延残喘地燃烧，烛身也终将融化成一摊不成型的残骸。

圣马洛冬日的寒风刺得人皮肤生疼。天空灰蒙蒙的，像重症肺炎病人的肺部X光片，扫上一眼，就足够令人窒息。街上的行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眼神藏进围巾里和帽檐下，像是怕被谁看见——或许更像是不想看见谁。

我和维尔纳之间开始了一场无声的冷战。严格来说，是我单方面发起的对峙——是我一言不发地筑起了墙，而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我身后站着，任由我关门，离席，沉默，回卧室。他知道我在生气，却并不为自己辩白什么。他知道不解决问题本质的讨好和解释只会让我更加厌倦，虽然他解决不了，只能等着我自己想清楚。

他只是更仔细了一点，也更沉默了一点。即使知道并不会获得我热情的回应，他也依旧为我准备好第二天要带的证件，在我起床前亲吻我的嘴唇和脸颊（哪怕我像个木头人一样干躺着），留下一句又一句不会得到回应的嘱托，和寻常人家面对生闷气的妻子时，无可奈何的丈夫无异。

——错了。我们不是寻常人家。

他不能陪我出门。不能在医院门口吻我。不能和我一起去餐厅用餐。不能接我下班，也不能和我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牵手和接吻。医院之外，但凡他在我面前多站几秒钟，都会引来一整条街的怒目而视。

早上他穿戴整齐后，一边给我包饭盒，一边没话找话地说，“其实这块布太薄了，艾瑟尔。我不认为它能起到保暖作用。”

我面无表情地刺他，“这块布至少比铁饭盒要温柔。”

维尔纳噎住了，没接话。只耐心地给手上的布料打了结，递给我。我利落地接过去，并不看他什么表情，什么眼神，却也并没即刻转身出家门。

“要我带你一段路吗？”沉默片刻后，维尔纳终于问出了那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提议，“我可以让副官开远一点。今天太冷了，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冷。”

“算了吧。”我毫不客气地说，“别让人看见你出现在我附近。你不觉得已经够糟了吗？说话前至少动动脑子。”

维尔纳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轻轻点了点头，伸手替我拢好围巾。“这几天外面风大。”他温声说，“把自己裹严实些，亲爱的。晚上见。”

我只觉得烦闷，并不想再听，拿起饭盒和提包，再不犹豫，拉开门闩，啪一声关上门，把维尔纳隔绝在门内的世界里。然后大步流星地走进又一个和病魔与伤口鏖战的冬日。

即使我一边走，一边后怕。

我怕我的行为成为我和他最后一面里，唯一剩下的东西。我想起每次到我轮值夜班，他早上和我分别时都依依不舍。我明知道我们每一次分开都可能是永别，还如此这般……我那样的害怕遗憾发生，可那句“捍卫自己祖国的人不应被历史轻易碾碎”让我并不敢再投降第二次，就好像只要我这样，像只还没被送上砧板的母鸡一样仰着我骄傲的头颅，就不再是他嘴里“被碾碎”的那类人——结果就是一整天，我在医院都心神不宁，甚至在忙碌的间隙，装作不经意地去外科和骨科转一圈，偷听今天有没有哪位倒霉蛋——混蛋军官被送过来。

好在我的担心今天是多余的。没有受伤的上尉，那位年轻的拉夫勒少尉也没有来找过我（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自信；我居然连这样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都视为理所应当，且当作证据）。我就这样镇定自若地回到家——一进家门就原形毕露。鞋子外套都没脱下，手提包随便一扔，像被驱赶的野鸟一样往二楼卧室冲，打开门，看见维尔纳那个熟悉的皮箱子还在老地方放着，方才松了口气——我把心放回肚子里的同时，就又理直气壮起来了，继续扮演那只强硬的老母鸡。

今天他从指挥部回来得晚，我没像每天一样等着他回来才睡觉，而是早早把卧室灯关掉，躺在床的一侧，闭着眼睛，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只给他留了走廊的灯和卧室门。我听着他把钥匙插入锁孔，旋转，开锁，进门，脱外套，挂衣服，熄灭壁炉，才终于轻手轻脚地上楼，进屋。他先是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才小心地一件件褪下制服。皮带扣打开的声响，衣料摩挲的响动，都被他压到低不可闻。

维尔纳慢慢躺上床的另一边，连呼吸都控制着力道。然后，他慢慢地把手搭上我的腰，再像他每天习惯做的那样，护住我的小腹。

我没有动。任他从身后抱住我。

他的呼吸渐渐靠近，停留在我颈后几秒钟。我脑后落下一个温柔的晚安吻。但我知道他一直没睡着。我装作只是换姿势，翻了个身，像只是睡梦中习惯性找他那样，尽量自然地躲进他怀里，枕在他的手臂上。

——我们还是在彼此的怀抱里睡着了。

一个是清醒着的沉默者。

一个是沉默着的清醒者。

“艾瑟尔，我从指挥部拿了新的牛奶，放在橱柜里了。”

“你今晚是不是夜班？记得按时吃饭。”

“别忘了带夜间通行证。最近查的越来越严了。”

“今天的手术多吗？我帮你按摩手指怎么样？”

可这些温情——在此时此景，我只觉得像绷带悄无声息地缠绕在伤口之上，达不到治愈的效果，反而让伤口因为密不透风而加速溃烂。我宁愿维尔纳被我激怒，和我吵架，摔东西，摔门，像个真正的侵略者一样逼我开口。可只要对象是我，他绝不会这么做。

他只是无底线地包容我。

说到底，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怨他。那种简单纯粹的憎恨，留给那些还相信是非对错的人去挥霍。我是医生，我知道，凡是真实之物，皆有灰度——战争更是如此。

一个德国军官，在这一年，这一地，别无他途。

说到底，他无辜。

但如若论及这场战争，他——并非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