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起了，比往常更早，像有什么要逃避的似的。

初冬时分，天亮的很晚。我点亮煤油灯，一时间好像回到了和维尔纳初见那天的早上。牛奶沸腾时溢出来了，那是我用来加进红茶的，现在崩在煤炉旁黑漆斑驳的铁板上，发出令人烦躁的嘶嘶声。

我没有擦，任它干成一片白斑。

我甚至没开收音机。我有个怪癖，在起得很早的时候会开收音机，原本是为了抵御蓝调时刻里那种和房子一起溺死的错觉，可今天当收音机里传来熟悉的德语广播时，我却抄起它，将其——轻拿轻放地放回客厅，再把它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

太吵。太冠冕堂皇。

太不懂事。太气人。

维尔纳走进厨房时，我已经坐在桌边，喝第二杯红茶了。我今天没给他留不加奶的红茶，甚至报复性地加了很多牛奶，只因为他不喜欢英式喝法。他这样评价我们英国人的最爱：“像是把战壕里的雨水倒进了奶瓶。”

我加的牛奶还是他从军方那儿“顺”来的，私下调拨，甚至不惜动用一点军官的特权，只为了我在红茶里加奶的英式偏执。但在这个吵过架后的清晨，颇有些自作自受的意味。

我知道，他的确不喜欢。他从未真正喜欢过英国式的什么——我是唯一的例外。

他轻咳了一下，我没抬头。

“早。”他说。

他说的是Good morning，不是Guten Morgen。

我谢谢他。

我没有回应，只慢条斯理地翻开昨天他带回来的《Le Matin》。一整版满是关于前线局势的“乐观”“士气高涨”，实则字里行间都是泛泛而谈，对伤亡曲线的实际上升只字不提。钢铁与鲜血的博弈被润饰成“战略性巩固”，真是语言的胜利，现实的讽刺。

维尔纳没坐下。站了一会儿后，他找出了昨晚剩下的土豆，切成小块，扔进锅中煮着。白烟从锅中缓缓升起，他背对着我，看不出是个什么表情。

他回头望我时，我把报纸竖起来。

我们谁都没谈昨晚的争执。

因为我的报复，维尔纳今天早上只能喝白水。他吃完饭后照常穿戴整齐，在门口戴好军帽。我依然不理他，没像每天一样凑过去给他披大衣，亲他，只安静地坐着，假装在读报，假装看不见他那身灰色制服——那颜色总给人一种置身于阴霾下的野坟地的错觉，简直比黑色还更适合参加悼念仪式。不过——他和他们应该确实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穿着这种颜色，敬着军礼或高举右手，悼念他们的混账元首。

临走时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正低头剥橘子，指尖微微发抖，却剥得极整齐，像在给死人剥皮。哦对了，橘子也是他带回来的。

但——门关上那一刻，我突然有种被遗弃的错觉。

不是后悔。也不是觉得自己幼稚。

更不是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说的，闹的，都有些过分。我们的爱情已经是偷来的，我不该——不，我才不过分，一点也不。

维尔纳真的很听话，把他们德国人的“忠诚”，“纪律”做到了极致——白天，他真的没再出现在医院里。我本应松口气。可午后查房时，我站在东侧长廊尽头，看见玻璃窗上映出自己孤零零的身影时，突然莫名有些失落和空虚。

“幼稚鬼，这见鬼的战局。终于能让人喘口气了。”我在心里冷冷地说，“只是……有点不习惯。”

一个住了七天院的德国伤兵今天终于可以出院，我替他拆纱布的时候，他哭了，像个小男孩。他才十六岁，本来也是个孩子。我温柔地拍拍他的肩，告诉他：“这说明你活下来了。”

可我却在想，如果维尔纳今天站在这儿，会不会凑过来，说上一句：“活下来就代表胜利吗？”

像我每天询问自己的一样。像我每天又为自己多活了一天悄悄庆祝一样。但我从第一次救治了德国人起，就再没有答案了；况且如今，我是一个德国军官的恋人。这个问题对于我而言，只会像我们许多不能也没空发生的争吵那样，永远滞留在喉头的幽暗地带。

人的骨骼可以断裂再愈合，而信念一旦碎裂，就只能深埋在血肉之躯无法得见的深处。

傍晚我从医院后门离开时，圣马洛又下雨了。我从不喜欢打伞，任雨丝像从云中垂下的细鞭子，无声地鞭打着我，也鞭打着这个沉默的城市。

雨水很快浸透了我的大衣边角，我却恍若不觉，从容地在雨中行走着。

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墙上张贴小纸条，那纸很薄，被雨水一沾便贴得紧紧的。上面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着：“Vive la Résistance.”

抵抗万岁。

我低头经过，没有停留。

和许多无声的旁观者一样。

我早就再也无法相信任何形式的集体狂热——不论是佩戴铁十字勋章的指挥官，还是口中喊着自由引导人民的少年。当信仰变成潮水，每一次席卷都会带来新的溺亡。

而人是会习惯一切的——可怕的是，人甚至会习惯溺亡，也习惯屠杀。

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它现在远没有结束，人们会继续活下来，也继续死去。

有时，二者只是同义词。

他居然比我早回家。

这本应是我发作的理由（其实不是，因为准时回家和晚回家，我都一样会向他发火），我推门而入，看见他正坐在厨房桌边读报，制服还未脱，只是帽子卸下，衬衫袖口挽至肘部，露出手臂上青色的静脉。我站在玄关迟迟没进屋，慢腾腾地脱下外套，雨水顺着我的指尖滴落在地板上，滴答作响。

他抬起头看我，神色平静得令人愤怒，“又不打伞。”

“观察力还不错。”我冷冷答道，将那件湿得沉重的大衣搭上椅背，又走向炉边，沉默地将手提包放在桌子上。

放包时，我手有些重，金属扣撞击木面时，如同我的手术刀从医用盘中滑出来，掉在停尸间的地板上——维尔纳后来跟我说“令人脊背发凉”，被我用枕头象征性的打了一顿。不过我没打赢他。

那是以后的事了。

现在他依然沉默。

我终于爆发了。像一个压力表指针突破红线的过压锅炉。

“你现在是打算像个家庭主妇一样守株待兔（Waiting for forgiveness to fall into your lap like a ripe apple）？还是以为只要穿着制服，每晚坐在厨房里，我就会自动原谅你？”

他仍不说话。我看他一眼，火气更盛：“怎么了？还是你想——像你们的混账元首一样，用Heil Hitler和高举右手来粉饰太平？”

“Liebes，我们国防军更喜欢敬传统军礼。我只是在等……小苹果女士发完脾气。”他说，竟露出一个不合时宜的笑。

我其实有点心软了，但仍强撑着，难得地胡搅蛮缠起来，挑他的理：

“你不知道‘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我当然知道。”他语气温和得像在哄小孩，“但这个苹果本身就是我的医生。我会摘下来，把她放进午餐盒里，放在膝盖上，或者——放进心脏里。”

我一时语塞，又气又羞：“……你疯了是不是？”

“是啊。”他耸肩摊手，“谁让你值得疯。”

我想和他接着吵，但忽然忍不住——嘴角抽了一下，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他眨了眨眼，好像还没反应过来。

我捂住嘴：“你真的……太讨厌了……”

他没说话，只是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把我柔缓地接进他怀里。掌心的温度穿过布料，窜上我的背脊。

“是我的错。”他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在头顶亲了亲，“别生气了。”

我们就那样站在一起抱着，他轻而缓慢地摇晃着我，世界仿佛静止，连钟表都犹豫着是否该继续滴答走时。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想，”我一边像只土拨鼠往他怀里钻，一边小声说，“如果你再来，我会原谅你；如果你不来，我也会。为什么克拉拉会说你古板无聊？你简直……坏得要命。你比负心汉还会说。”

“可我不是负心汉。柯克兰医生是我的初恋。”维尔纳捧起我的脸，把我拔出来，用他的长睫毛和我的睫毛打架，“虽然我已经认错了——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没有做错。只是……你不该让我想你。”我苦笑了一下，“我不擅长这种事，维尔纳。”

他认真点头，“我也是。”

开始恋爱之后，他的衣服多数由我熨烫，缝补。那些细碎的褶皱与破损暴露出不可名状的疲惫，源于他在体制内的虚与委蛇，明争暗斗。

但也有过他为我整理衣物的时刻。是个普通的早晨，那天我穿了件带领结的衬衫，脖颈处的蝴蝶结却怎么都系得不够漂亮——我对着镜子照了许久，总觉着歪歪斜斜，不够饱满。解开又系上，来回好几次，怎么看都觉得别扭得很。我有些沮丧，又一次解开蝴蝶结时，恰好维尔纳穿戴整齐，从楼上缓步下来。

他没说什么，只是把我轻轻扳过来，手指触及那两条带子，行云流水地打了一个漂亮又饱满的蝴蝶结——只是系得略紧，紧贴锁骨。

“别惊讶。我小时候经常帮我妹妹绑头发。”他微微一笑，俯身亲了一下我的唇角，温声说，“你可以等我在家的时候再穿这件。”

其实我不喜欢太紧，会令人联想到盖世太保的锁链和绞刑架。但我没有阻止他。替我整理蝴蝶结时，他指尖不小心擦过了我锁骨下方，靠近胸骨的一处凹陷伤口。那是一枚接近心口的小小缺口，不规则，触感略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