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医院像修道院，庄严，肃穆。

掩不住的疲惫，宗教式的奉献。

在午后困倦的空气里，我套着手套从一个病房走向另一个，像个正在例行赎罪的工具——预测，执行，面生，对死。

维尔纳出现时我正拿着一打药品单，和亨利医生在走廊里面对面地讨论某位颅骨破碎的德国伤兵的治疗方案。他制服笔挺，手中夹着文件，一派来执行公务的道貌岸然。这几天他来得属实有些频繁，不一定说话，但绝对会来我所在的病区“打卡”——我都担心是不是会被人发觉，但他一出现，我的自制力就都不翼而飞。

“冯·比尔肯贝格上尉。”

治疗方案的讨论被迫暂停。亨利医生从来不畏惧德国人，甚至还算客气地打了招呼。维尔纳向亨利医生点头，然后将目光投向我。

仅仅一秒，便迅速移开。

“我来查看一下昨日送来的药品入库记录。”他对亨利医生说道，语气一如既往地镇定严谨，毫无波澜。我侧过身，低下头去看药品单，逼迫自己在抗生素冗长的拉丁字母间寻找一种虚假的淡定自若。

亨利医生示意我配合“公务”，略微退开一些距离。维尔纳的声音已几不可察地落入我耳中：“今天的围巾不错。是我送你的那条……淡蓝色。”

手一震，我几乎翻乱了药品单。

这太危险了。

太亲密，也太张狂。逆时而生的情欲，从战火废墟里悄然长出一枝嫩芽。所有人都在场，而他却用极小极小的声音告诉我，我是——

我不抬头，只低声说：“拜托。”

他拿过我手中的药品单时，指尖勾住我一根手指，低低一语：

“我做不到。”

然后微微一笑。

那股子少年气的笑容让我没办法抗拒。夏花在心里绽放之后，终究无法再假装荒芜——即使早已在鲜血里预支了凋零。

我知道我该藏起来，至少我们两个之间还得有一个保持理智。他是国防军，带着所谓的贵族血统的日耳曼男人。况且秘密警察从不会放过任何一点异常。我和他的关系注定不会有名字，不会有归宿。它像隐疾，潜伏，蔓延，侵蚀，终将以毁灭告终——可此刻，我只是站在那里，心跳几乎不受控地加速着。

“当一个人爱上一个人，就不再自由。”

而我正沉溺于这种隐疾之中，像瘾君子沉迷罂粟的微苦——

“上尉。”

他离开前，我突然开口叫他。

声音不大。因为大起来可能会……发颤。那会露馅儿，我不想又被他看穿。虽然我已经与他那样热吻过，矜持已经成为徒劳。

“……请跟我过来。您的手受伤了。需要消毒。”

维尔纳看着我，大概没想到我会主动，瞳孔微不可察地震了一下。他垂下眼睛，微微颔首。

我坐在诊台前，拉过他的手，用纱布蘸了酒精，轻轻擦拭他的指关节与掌心。他颤抖了一下，说，“谢谢，柯克兰医生。”

他走后，亨利医生靠近我，轻轻拍拍我肩膀：“艾瑟尔……这个人，是不是住在你家里那个德国军官？他最近经常来医院。”

我一愣。

他笑了笑，像是猜出来了什么——他在街上见过维尔纳几次，曾对我评价他“不像军官，倒像个失眠后打瞌睡的图书管理员，甚至看不见书本从眼皮子底下被抽走”。

“别害怕，我不是要审你。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只是想说——你活过来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像具会动的蜡像。”

我没有回答，只对他微笑。心里却想：

我活过来了。

因为他来过——

哪怕只是假借公务。

我们也会吵架。这大抵是“活过来”的代价——血开始热了，心开始动了，被我活埋的情绪开始试图爬出坟墓了。

但我其实很讨厌生气。不仅因为它是一种浪费，也是因为它需要调动我那些深埋地下，从不轻易唤醒的情绪资源。而我太懒。情绪，是最不值钱也最不可靠的东西。它既不能救人，也不能止血，甚至不能让人活得体面一些。医学教科书上将它称为“肾上腺皮质分泌糖皮质激素，使机体进入抵抗阶段”——它并不会让你更强壮，只会让你疲惫，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然后——坍塌。

它是人体一种不理智的应激反应。

而维尔纳，他是一种感染，能轻易杀死我所有主管“冷静”的脑组织细胞。

那天，我刚结束上午的诊查，坐在诊室里记录病历。走廊的空气从门缝窜进来，药品与病痛的气味交织作一层无形的纱，覆在生与死之间。

敲门声突兀地打断了我的思考。这让我不太高兴。没有哪只被打断吐丝的蚕会觉得高兴。

我打开门时，愣住了。却也并不意外。

我的男朋友又来了。军容风纪连得了强迫症的人看了都要感叹一句完美，胸口戴着铁十字勋章，深灰蓝色制服大衣与身后的雪白墙壁对比太强烈，冷不丁看起来有些扎眼。

“我说我是来检查街区安全的。”

维尔纳说这句话时，嘴角带着一点近乎无辜的笑意，那是他在明知不该，却控制不住地跑来见我的时候特有的神情。四下无人，他一步跨进诊室，关上门，在我还未说话之前，突然俯身吻住了我——

没有多余的情话，也没有征求许可。我应该推开他。可我没有。我只是被他吻着，好像这场亲吻本就该发生，只是早了两分钟而已。

“怎么，突然……”我轻抚着他的发尾，“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刚刚压下了一份简报。”

他的声音低下去，“有人举报你，说你可能替抵抗组织掩护。我说情报不够确凿，不能上报。”

我愣了一瞬，没有立刻回应。

“我知道我不该来。”维尔纳的呼吸罕见地微乱，“但我不知道，我是为这件事来的，还是只是想见你。”

他说到这里，顿了顿，蔚蓝深海般的眼，已然渐渐黯了下去。

“Verdammt, Ethel——我只是……不想在那种公文上看到你的名字。”

下一秒，他再次用力吻过来。

这一回，比刚才深，也更乱。

维尔纳抱紧了我，像是要把我藏进他身体里。吻带着一种不容打断的急切，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却怕这浮木也会从手里滑脱，漂向远方。他的手滑过我背脊，扣在我肩胛上时加了力——我感到自己的膝盖有那么一瞬微微发软。

“维尔纳——”我喘息着，想推开他，可他吻得更深了，声音含混地挤在唇齿之间：“别说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现在不想听。我……只是太想吻你了。”

我的白大褂被他蹭得凌乱，整个人被他压在身后的柜门上。此刻那些军人的教条与医生的理智都烟消云散了。他吻我时像一个犯了规的少年，一个明知道要被惩罚，还是决定偷糖的好学生。

脚步声从走廊另一头传来。

“Verdammt nochmal……”维尔纳轻声骂了一句，却没有松开已经气喘吁吁的我。而我心脏一紧——那是亨利医生。他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回诊室，时间掐得比泰晤士河畔的大本钟还准。

“进去！”我低声说，不容置疑。几乎是本能地，我将他拉进了医生专用的储藏室，那扇门小得可怜，只能容纳一个人低身穿过。我本想把他独自关进去，可亨利医生越来越近，我实在不放心这个家伙——时间不容我犹豫，我只好心一横，跟着挤了进去。

门被关上，锁扣咔哒一响，世界坠入黑暗。

我们像两片湿透的纸，紧紧贴合在彼此胸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