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絮儿，我在她上学的路上等了她好久，就是没有等到过。

然后，絮儿告诉我，她知道我老是在路边坐着，因为那次逃课过后，她爸爸就每天开车接送。

难怪我总是看到一台黑色的桑塔拉路过。也就是在那会我知道，絮儿家还是有钱人啊。

有车的人家不多，有小车的就更少了，若不是家里特别富有，是不会开车的。

当然当然，这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还是在九十年代的乡村。

絮儿上三年级，自然比上一年级的我懂事很多，虽然年纪差不多。

我每天的零花钱是一块钱，絮儿是三块，但絮儿只允许我花两毛，刚好买两颗棒棒糖，我一颗，她一颗。她花一块四，中午的饭钱，学校食堂的，七毛一份，米饭加两个荤菜两个素菜。所以我剩八毛，絮儿剩一块六，每天都是这样。

一个礼拜六天课。所以我存四块八，她能存九块六。于是每逢赶集天，我们就会拿存下的钱去吃小笼包或者牛肉粉，小笼包是一笼二十个，两块钱；牛肉粉是三块钱一大碗，都是炖的牛肉。每个月就买一袋桃片，五块钱一大袋，够吃两三个礼拜。

嗯，得说说赶集天。那可是个大日子，每五天一次，商贩就集中在一条街上，各自卖着自己的东西，虽然不怎么高档，但什么都有，说是香港来的衣服最销行，因为花色好看。赶集的人也很多，常常都是拖家带口的，可能买点盐巴味精什么的，也可能什么都不买。赶集的人们还会穿好看的衣服，好好打扮打扮，其实到底了就是图个热闹，图个习俗罢了。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也没什么总是需要买的。不是什么特殊日子的话，人们的新衣服大致是到年关的时候添一套的，小吃什么的倒是需要买点，比如糕点什么的，隔一两个月称几斤新鲜的猪肉。唔，猪肉两块多一斤，多是屠夫从农家买生猪宰杀再卖的，乡村嘛，还没有建养猪场。农家人也养猪，一般是一家养两头，腊月的时候宰了，还请左邻右舍吃“刨汤”，就是做一大桌子刚杀的猪肉，过几天就做成腊肉，挂在火炕上方，用香树的生枝桠烧的烟烘烤，一挂就是一年，吃的时候就割一块来做，很香的。

我二年级，快到八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篇诗，给絮儿看了。

絮儿说，我们把它寄出去吧，你就能当作家了。

作家是什么？我压根不知道，就模模糊糊感觉有点牛。

絮儿就买了信封跟邮票，仔仔细细把我的诗用一张精美的信纸誊抄了一遍，带回了家去，隔天拿给我的时候就见信封上面写着几行字，一看就是大人的笔迹。

过了两个月，我的班主任就兴冲冲的把正在上下午第一节课的我叫了出去，给我一本薄薄的书，还有一张纸，说是汇款单，我的文章发表了，还有稿费，拿这张纸就能去邮电局取钱了，千叮咛万嘱咐我要保管好。

放学后，我就去絮儿的教室外面等她放学，我是很激动地的，所以从她教室的前门跑到后门，又从后门跑到前门，好不容易等到她放学，就迫不及待的把老师给我的都给她了。我预料到絮儿是会很开心的

果然絮儿是很开心的，背起书包就跟我一起去了邮电局，把汇款单里的钱从柜台姐姐那里取了出来，其实并不多，就三块四毛，絮儿又叠好装我文具盒里，告诉我回家后要把这钱交给妈妈，因为是稿费，是自己挣的。

此后，我们中午七毛钱的饭就改成了三毛钱一个的包子，一个菜的一个糖的，每人吃一半菜的，吃一半糖的。这样中午就多剩下八毛，就存着用来买信封跟邮票。其他的倒是不变。

寄出去的信，其实也大多是石沉大海的，偶尔有回复时也是已经忘记的时候。我给絮儿说，我们从包子换回饭菜吧，反正这寄出去也没什么用。

絮儿说什么也不依，她说，若只是为了能吃饭菜，那很简单，又不是差钱，一定要这么做要有一个习惯，要有一个执着而已。

我听她说，然后就愣愣地看着她，因为不理解。

不过还是依着絮儿。

2000年，跨世纪的一年，外面似乎发生很多大事，但对于连这个小山村都很少出去的我来说，大事也没什么好在意的。絮儿倒是知道不少，总是给我讲，还让我写。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絮儿就六年级了，但那个开学的秋天，我就没有再见到絮儿。首先呢，是我晚到了一个月，因为在之前那个暑假，我摔折了右腿骨。而等到我去到学校第一天中午，就扶着楼梯的栏杆去絮儿的教室找她时，却听说她这学期没有来过。

倒没有着急，我等过她，也总会等到她，我是这么想的。

我的零花钱涨到了一块五，物价还是没变。中午吃一个包子，有时是菜的，有时是糖的；每天还是买两个棒棒糖，吃一个留一个，桃片跟小笼包没再去吃，一个星期存下五块钱，都用来买信封邮票什么的，总是写字寄出去，慢慢的回复就多了些。

这样过了一年，絮儿还是没有出现过，我每天留下的那个棒棒糖，堆了好大一堆，还化了好多。当然，我也猜过絮儿为什么不来了，最满意的一个结果是她搬家了，毕竟她家是外来的。但我又说服了自己，不是这样的。

其实很怕猜中了，没有任何联系方式，那么一生就不见了，即使等着。唔，我是懂事早些的孩子，毕竟经历了一次莫大的伤痛。

我家装了电话机，座机。最醒目的一个广告的就是：一张深蓝色的海报上，整整齐齐的印着许多排电话机，横着竖着。下面还写着：某某地区电话号码从七位升至八位。那时，一直没搞懂这七位八位的是啥东西。

电话线是从不远处的一个电线杆子上接过来的，似乎装电话机是潮流，许多户都装了。刚装上那会，邻里之间总是时不时打个电话，号码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话机旁边。装话机之前，通讯就是靠喊。

其实呢，话机装了也没有改变那个局面，新鲜劲过了，人们的通讯还是恢复了喊的时代，似乎这样比电话线传得快些。

我对电话机痴迷，没事的时候总是坐在它的旁边，多盼望它响起，但响了接起来我都是失望的，一是没有人找的是我，更重要的是，打来的电话从来不是絮儿。不傻，每一个电话响起时，我就知道不是她。但我期望是，我假设她在某某处知道了我家电话号码，然后打过来问我有没有存钱，有没有寄信，最想她说的还是什么时候回来找我。

跟曾经等她一样，没有结果，从来没有等到过，从未。

我上六年级了，快毕业了，我哥那段年纪的许多人，就留在了本校读初中，然后读完就不读了，在家务农或是去城里打工，我哥则去了一个叫做石会的地方上中学，那个算是城镇吧，那时候。后来，他又考去了城里。

这一年，絮儿还是没有出现。

我告诉自己，努力读书，走出这个小山村，去城市里，去大城市里，那样就能找到絮儿。

班上六十多个人，走了不到十个去县城里面上中学，我是其中一个。

也就是这么一走，这一生就注定了没办法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