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酒收到外围调查报告时，保时捷356A正沿着首都高速三号线向港区方向行驶。凌晨的东京像一具尚未冷却的躯壳，路灯把湿漉漉的路面照成一条条断续的、发着冷光的带子。伏特加把车开得很稳，像用尺子量过车道的宽度，连变道时方向盘的转动幅度都克制得近乎机械。后座的人已经沉默了很久，那种沉默让车厢内的温度比外面还要低上几度。

琴酒靠在后座，帽檐压得很低。手机屏幕的冷光打在他脸上，把那双深绿色的眼睛照得像两颗刚淬过毒的玻璃珠。他的视线停在报告末尾的签名处，那里只有一串外围成员使用的编号，冷冰冰的，像这整件事一样无聊。

调查报告写得并不敷衍。现场痕迹复核、周边监控排查、尸体去向追踪、波本与黑麦提交信息的交叉比对，每一步都附上了具体的时间戳和取证编号。琴酒翻得很快，几乎是一页一页地划过去，像在翻阅一份已经预判了全部结论的旧报纸。他的目光在某张现场照片上多停了两秒，那上面苏格兰仰面倒在粗糙的水泥地面上，胸口一片深黑的血迹，右手边半米处是一道与黑麦报告中“近距射击后弹壳抛出的方向”完全吻合的擦痕。地面的拖痕、围栏上的织物纤维、血迹分布，全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两个狙击手在天台上动了手，苏格兰技不如人，被黑麦近距离补了一枪。死得干净，甚至有些潦草，但一切说得通。

“波本和黑麦的报告我另外比对过了。”伏特加在前排低声说，语气像在背诵一份被反复确认过的结论，“两人的到场时间、行动路径都能对上。波本和黑麦的证词里有些小摩擦，但从现场物证和周边监控来看，只是他们的办事风格不一样。没有发现互相矛盾的硬伤。”

他今天格外小心，连说话时都没有往后视镜里多看一眼。大哥身上那根无形的弦，从今天下午收到消息起，已经越拉越紧。他虽然不聪明，但在琴酒身边足够久，已经懂得在某些时候把自己收缩到最小。

就在这时，手机震了一下。琴酒的目光扫过屏幕上弹出的那个名字，没有立刻去接，只是盯着它，像在等它自己识趣地挂断。屏幕的光在凌晨浓稠的黑暗里一闪一闪，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像一颗在深海里独自明灭的信号灯。

伏特加从听见那个提示音起，就把方向盘又握紧了几分。他两眼下意识平视前方，肩膀沉得笔直，像要让自己彻底变成这辆保时捷的自动驾驶系统。他后背的肌肉正在以一个几乎不可察的幅度抽搐。经验告诉他，这种时候，开车的人最好是个死人。最好连呼吸都别被注意到。

琴酒让那个铃声又响了两秒，才把电话接起来。

“Gin。”女人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进来，又像是贴着耳廓轻轻吹了一口气。她的背景里有风，有海，有某种属于洛杉矶的过于明亮的空气在流动。那声音像被阳光晒过，带着一种刚睡饱后的、神清气爽的刻薄，“听说你手底下又出了个间谍？”她笑起来，笑得懒洋洋的，像在享用一天里的第一杯咖啡，“这阵子你的眼神，是不是出了点问题？”

琴酒没动。连帽檐的角度都没有变过。他像是听了一句无关紧要的废话，目光重新落回黑麦的报告上，停了一秒，才不紧不慢地开口：

“黑麦的处理没有问题。”

他顿了顿，像在咀嚼下一句之前的空气，随后用一种同样慢条斯理、却让电话那头的风声都仿佛凝了一瞬的语气补充道：“毕竟，有些人的眼神一直好得很，不也没发现自己眼皮底下的人，生了二心。”

电话那头静了极短的一瞬。很短，但足够让这句话的每一根倒刺都扎进去。随即，贝尔摩德笑了起来。那是她标志性的、慵懒而危险的笑，像有人往一整个明朗的上午里浇了一层过于甜腻的蜜，黏稠得几乎要滴下来。

“你这是在怪我没看住百利甜吗？”她的声音里听不出怒意，反而多了几分像被逗乐了似的兴味，“我可是按照那位先生的要求，把该教的都教给她了。”

琴酒的视线从报告上移开，投向前方。凌晨三点的首都高速空旷得像一条被遗忘的河。伏特加的后脑勺像一面过于紧张的靶子，正拼命地维持着一种“我只是一颗安分守己的雨刮器”的状态。车窗外，冷白色的路灯一个接一个地掠过去，在琴酒脸上切出几道明暗不定的色块。他忽然觉得眼下这通电话，和很多年前那些如出一辙。贝尔摩德总是知道用什么语气能让他最不舒服，也知道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对一个人的容忍度推到临界点。

他不想再浪费力气在嘴上。百利甜的事，结论早就是下了的。她确已死亡。她确已背叛。而她留下的缺口，确实无人能完全填补。不是不能换人，而是换了人之后，再没有一个像她那样用起来顺手的。这一点，琴酒比谁都清楚，所以也格外不会承认。此刻他只想让这通电话尽快结束，可对方显然不打算如他所愿。

“工具而已，没了一个再换一个，也没什么不能用的。”琴酒说，语气淡得像在说仓库里报废了一把旧刀，末了还不忘往那头的女人身上补一记，“只是你眼光那么好，当初要是分一点到别处，也不至于这么难看。”

“哦？说不定，就是因为你先让她不高兴了，她才走的呢。”贝尔摩德说得轻描淡写，每个字却像被精细打磨过的鱼钩，专往最疼的地方探，“比如你连杯奶茶都不许她喝，又比如，凌晨三点把人从床上叫起来听你那些没完没了的任务简报。女孩子要是受得了这个，才真是见了鬼了。”

琴酒冷得像刀锋贴着冰面：“能被一杯奶茶勾走的人，本来也不配在行动组待着。”

贝尔摩德似乎终于抓到了真正的破绽，语调悠悠地、像在数自己的胜利：“那你现在又何必为了一个‘不配’的人，专门跟我算这笔账呢？”她顿了顿，笑得意味深长，像隔着半个太平洋也能看见琴酒此刻的表情，“还是说，你到现在还在为当年组织top killer的头衔，被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抢走的事记仇？”

琴酒没有接话，只是喉结极轻地滚动了一下。他当然想起了百利甜。那个浑身上下长满了反骨、好像一天不搞事就活不下去的女人。十四岁拿到代号，二十二岁叛逃，二十三岁被逼进死地。这中间将近八年，她确实把“给琴酒找麻烦”这件事，完成得堪称尽忠职守。他想起那个名字时，脑子里率先浮起来的，从来不是她的脸，也不是她的任务记录，而是一种像心肌缺血一样细密而绵长的烦躁感。

那是唯一一个能把“烦”这个字，像标点一样塞进他每一段工作里去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