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说什么，把碗收了，拿去厨房洗。

水龙头开了，哗哗的水声。

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她的背影。

她洗碗的时候很认真，挤洗洁精，用海绵擦碗的内壁和外壁，冲水，沥干，放回碗架上。

每一个动作都很慢，像是怕摔了。

“常安。”我叫她。

“嗯。”

“你一个人，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水声停了。

她关了水龙头。

“就那样。”她背对着我说。

“什么叫‘就那样’？”

“就是——”她想了想。“饿不死，也活不好。”

她转过身，靠在灶台边，两只手撑着身后的台面，看着地面。

“你呢？”她问。

“我……差不多。”我说。“画画的时候不想别的，不画的时候就……想很多。”

“想什么？”

“想你。”

我说得很平静。

不是那种告白的语气，是很平常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的语气。

因为我说的不是情话，是事实。

那些年在国外，我一个人住，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赶稿，一个人过年。最难过的时候不是生病没人照顾，不是稿子被退没人商量，是画到一半抬起头，发现没有人在看我。

以前我画画的时候，她总是坐在旁边。有时候看书，有时候写东西，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坐着。

我抬起头的时候，她一定在看我。

我问“你看我干嘛”，她说“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我说“因为我感觉到”。

她说“那你感觉挺准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感觉准不准的问题，是她的目光有重量。当一个人用全部的心意看着你的时候，你是能感觉到的。像一束光，照在皮肤上，有温度。

那种温度，我在国外五年，再也没有感受到过。

“林听雪。”她叫我。

“嗯。”

“你后悔吗？”她问。

“后悔什么？”

“出国。”

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不大，但很亮。里面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期待，不是害怕，是一种“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接受”的平静。

“后悔。”我说。“每一天都后悔。”

她的睫毛颤了一下。

“但不是后悔出国。”我说。“是后悔没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告诉你——我出国最大的遗憾，不是离开家，是离开你。”

水槽里的水滴落在瓷砖上，滴答，滴答。

她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水滴声在安静的厨房里回荡，像秒针，像倒计时。

“你现在说了。”她终于开口。

“嗯。”

“不晚。”

“真的？”

“真的。”她抬起头，看着我。眼角有一点红，但没有哭。“林听雪，你不管什么时候跟我说，都不晚。”

她顿了顿。

“因为我一直在等。”

那晚她又送我回酒店。

走到酒店门口，她停下来，说：“明天见。”

“明天见。”

她转身往回走。

走出几步，突然停下来，回过头。

“林听雪。”她叫我，声音比平时大了一点，在安静的夜路上显得很清晰。

“嗯。”

“你明天想吃什么面？”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这是我回来以后第一次真正地笑。

“你做什么我吃什么。”我说。

“那不行。你得点菜。”

“为什么？”

“因为你点菜，我才知道你想吃什么。”她说。“我不想再猜了。”

猜了五年，累了。

我懂。

“西红柿鸡蛋面。”我说。

“好。”

她转身走了。

这次没有回头。

我站在酒店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路灯下，她的影子很长很长，瘦瘦的，像一条线，牵着我的眼睛。

我忽然想起一个画面。

十七岁的时候，也是秋天，也是这样的夜晚。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她走在我左边。我的书包带子滑下来了，她说“你书包”，我说“你帮我弄”。她伸手帮我把带子拉上去，手碰到我的肩膀，停了一下。

“你瘦了。”她说。

“我本来就瘦。”

“以前没这么瘦。”

“你观察得真仔细。”

她没说话，把手收回去，揣进校服口袋里。

我们继续走。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地上，两个人的影子挨在一起，像一个人在走路。

“常安。”我叫她。

“嗯。”

“你会一直在我左边吗？”

“会。”她说。

“为什么？”

“因为左边是马路，得有人挡着。”

“你挡得住吗？”

“挡得住。”她说。“我一辈子都挡得住。”

那年她十七岁。

十七岁的夏常安，觉得一辈子很长，长得什么都可以挡得住。

但她不知道，真正需要挡的东西，不是马路上的车。

是时间。

是距离。

是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是那些说了也改变不了的事。

我上了楼，进了房间，没开灯。

坐在窗边，看着对面那盏灯。

“常安便利店。”

光从那么远的地方照过来，落在我窗台上。

和昨晚一样。

和那天早上我拉开窗帘看见她的那一刻一样。

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