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看着我。

眼睛弯弯的，里面有光。

现在她在说话，嘴里嚼着吐司，含混不清。

她已经不怕在我面前不礼貌了。

或者，她已经不在意这些了。

因为在意的人走了，她在意给谁看呢？

八点刚过，开始有客人了。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穿工装的中年男人，买了包烟和一瓶红牛。他看见我，多看了一眼，大概觉得面生，但没问什么。

第二个是一个老太太，买了两袋盐和一瓶醋。她跟夏常安聊了几句，说的是菜价涨了、猪肉又贵了之类的话。夏常安应着，帮她把东西装进袋子里，递给她的时候说“小心台阶”。

第三个是一个年轻女孩，买了一杯关东煮，站在门口吃完，把杯子扔进垃圾桶就走了。

每个人进来，风铃都会响。

叮铃——叮铃铃——

左边的铃铛松了，总是慢半拍。

我一直坐在窗边，翻开那本村上春树，假装在看，其实在看她。

她收钱的时候会低头看钞票，验一下真假。找零的时候会数一遍，再数一遍，怕数错。有人跟她聊天的时候，她会笑着应几句，笑声不大，有点闷，带鼻音，和以前一样。

她偶尔会抬头看我一眼。

很快，像蜻蜓点水，然后低头继续做事。

我没看她。我在看书。

书上的字我一个都没看进去，但我没抬头。

因为如果我抬头，正好撞上她抬头的那个瞬间，我们都会尴尬。

不如假装专注。

她知道我在假装。

因为一本书翻来翻去，五页看了四十分钟。

她没说破。

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叫做“我不说，你也知道”。这种默契不是一天养成的，是很多年很多个日夜堆砌出来的——一起吃过饭，一起睡过觉，一起哭过笑过，一起沉默过。

沉默是最难的那种。

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里，谁都不说话，但谁都不觉得闷。各自做各自的事，偶尔抬头看一眼，确认对方还在，然后继续做事。

这种沉默，比一万句情话都值钱。

因为它意味着——我在你面前不需要伪装。我不需要找话题来填满空白，不需要用笑声来证明我很开心，不需要说“我很好”来让你放心。

我只是我。

沉默的我，有点无聊的我，吃着白吐司也能过一天的我。

这样的我，你还愿意待在我旁边吗？

她愿意。

她一直愿意。

从我十六岁那年搬进幸福里17号的那天起，她就愿意了。

那时候我的房间窗户正对着她家的窗户，中间隔了一条窄巷子。晚上我开着台灯画画，她坐在窗前写作业。有时候我抬起头，能看见她的侧影——低着头，笔在纸上沙沙地写，偶尔停下来，咬着笔帽想问题。

有一晚我画得太晚了，关了灯准备睡觉，听见窗外有声音。

“林听雪。”

我拉开窗帘。

她站在对面窗后面，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

“你怎么还不睡？”我问。

“你灯关了我就睡了。”她说。

“那你等我关灯干嘛？”

她没回答。

“晚安。”她说。

然后关了灯。

房间陷入黑暗。

我站在窗前，看着对面黑漆漆的窗户，站了很久。

后来我才知道，她每天晚上都等我关了灯才睡。

从十六岁到十八岁，七百多个夜晚，日日如此。

她从来没告诉过我。

是我自己发现的——有一次我熬夜画了一整晚，天亮的时候才关灯，她的窗户一直是亮的。我关灯的瞬间，对面那盏灯也灭了。

她在等我。

从一个夜晚等到另一个夜晚，从一个秋天等到另一个秋天。

等她家对面的那个女孩，把灯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