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铃响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这辈子的第二次开始。

我推开门。

老城区的这家便利店，门框很矮，我背着画板进去的时候要低头。门是那种老式的玻璃推拉门，推开的时候咯吱响，门框上系着一串风铃——三个铜色的铃铛，左边那个有点松，响起来比其他两个慢半拍。

叮铃——叮铃铃。

这个声音，我听过。

在梦里。

很多次。

店里的光线是暖黄色的。日光灯管上头罩着米白色的灯罩，光洒下来不刺眼，照在货架上，照在堆满饮料的冰柜上，照在收银台后面那个人的脸上。

夏常安站在第三排货架前面。

她穿着那件藏蓝色的棉布围裙——我认得这件围裙，不是新的，洗过很多次了，边角有轻微的毛边，右边的口袋上方有一小块洗不掉的油渍。头发随便扎在脑后，有几缕碎发掉在脸侧，她没去管它们。

手里拿着一瓶酱油。海天的，草菇老抽。

她看见我的时候，没动。

那瓶酱油就那么悬在半空中。

我看着她的脸。她瘦了。不是那种节食的瘦，是累的。脸上的婴儿肥没有了，下巴尖了，颧骨下面有一小块阴影。但眼睛没变——那种很安静的、看人的时候像在看一件珍贵的东西的眼神。她以前看我，就是这样的。

我被她这样看了很多年。十六岁到二十三岁。然后突然没有了。

现在又有了。

“……常安。”

我先开了口。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小，像是怕惊动什么。大概是怕惊动这个瞬间，怕它像泡沫一样，一碰就碎。

她张了张嘴，嘴唇动了两下。

“你瘦了。”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不是“好久不见”，不是“你怎么回来了”，是“你瘦了”。

就好像她一直在等我，等得太久，久到所有寒暄都多余，所有客套都没有必要，只剩下一句最实在的关心。你瘦了。你过得不好。我看出来了。

我想笑，但鼻子先酸了。

“你也是。”我说。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表情。

她转身去倒水。

我看见她转身的时候，肩膀剧烈地抖了一下。像是深呼吸了一次，很深很深的那种，吸到胸腔快要裂开，再慢慢吐出来。她不让我看见她的脸。

水壶在咕噜咕噜地响。是那种老式的不锈钢水壶，壶嘴上冒着白汽，噗噗地顶盖子。她背对着我，从一个铁盒子里舀茶叶，一勺，两勺，三勺。三勺。她记得我的习惯。我喝红茶，放三勺。

她把杯子放在热水下，水冲进去的时候，茶叶翻涌起来，像一群被惊动的鱼。

蒸汽模糊了我眼睛。

我低头，把画板从肩上卸下来，靠着脚边放好。画板很重，上面还挂着装画具的布包，压了我一路。从火车站打车到老城区，又走了一条街。肩膀勒出一道印。

但我不想放下。

怕放下就没勇气再拿起来了。

她转过身，把杯子递给我。

白瓷杯，杯壁上印着一只猫。以前的新华书店买书送的杯子。她还在用。

我接过来的时候，手指碰上了她的手指。

凉的。我的手指是凉的。她的手是热的。

那种热不是烫，是暖的，温吞吞的，像她这个人。

以前冬天的时候，我总把手塞进她的脖子里。她跳起来骂我“林听雪你是不是想死”，但从来不会把我的手拿出来。她会把我的手按在她脖子上，说“好了好了赶紧暖和了就拿出来”。

然后一直不拿出来。

直到我的手热了，她才说“好了吧”。

我说“还没”。

她又等一会儿。

我说“好了”。

她才把我的手从她脖子里拎出来，假装生气地说“下次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但下一次，她还是不会松手。

现在，她的手碰到我的手，温度传过来，从指尖到手心，沿着血管往上走，走到心口，停在那里。

我低下头，喝了一口水。

红茶。三勺茶叶。水烧到刚好冒泡就关火。泡了两分钟。

就是这个味道。

我在国外泡了五年的红茶，用茶包，用热水，用马克杯。泡出来的是一个味道，喝进去的是另一个味道。

缺了什么？

缺了她转身倒水的那个背影。

缺了茶叶翻涌起来的那个瞬间。

缺了那句“你瘦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以前就习惯坐的——最里面，左边是窗户，右边是过道，前面是收银台。坐在这里，能看见整家店。能看见门口谁进来了，能看见收银台后面她在做什么。

当然，主要是能看见她在做什么。

她很忙。从进门到现在，她一直在忙。理货、擦货架、整理收银台上的宣传单。她经过我旁边的时候，脚步很快，好像有做不完的事。

但我知道她在听。

因为每次我有一点动静——放下杯子，挪一下椅子，她都会停一下。

不明显，就是手顿了一下，或者脚步慢了一拍。

她一直在等我说话。

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