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林见微的毕业论文答辩通过。陈修远在那本被红笔改满的论文最后一页画了一个小方框，表示可以了。走出答辩教室时几个同班同学在走廊里讨论毕业聚餐的地点，问她要不要一起。她说好。她靠在走廊的墙上给周庭深发了条消息：论文过了，答辩很顺利。他回了一个“恭喜”，然后是一段语音。她没有立刻点开，因为答辩教室外面信号不好。等她走到走廊尽头再次点开时，听到语音里他的声音混着另一个人的脚步声——软底拖鞋轻轻踩在水磨石地板上的声响。然后是赵太君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你跟谁聊天呢，是不是又是小林。”

语音到这里就断了。她没有再回。

六月下旬，毕业典礼。方敏从老家坐火车来，穿了一件藏青色的连衣裙，头发新染了黑色，鬓角别着一个银色的发夹——不是赵太君那种翡翠镶金，是她自己在菜市场地摊上挑的，款式简单但很亮。林见微穿着学士服在礼堂门口等她，看到母亲从人群中挤过来时走路的姿势，肩膀很直。她忽然发现方敏在任何场合都是脊梁挺直的女人，从纺织厂车间到菜市场讨价还价，从来没有在人前弯过腰。

母女俩在礼堂前的台阶上拍了一张合影。方敏第一次用智能手机，不会按快门，被苏晚手把手教了很多遍。拍完之后她看着屏幕里的照片，说好看，然后又补了一句：你比你妈年轻的时候好看多了。苏晚在旁边打圆场说阿姨您也很年轻啊，陆知遥难得地在旁边点了个头。那是林见微第一次听母亲夸自己好看，也是她最后一次穿那件本科毕业的学士服。典礼结束之后方敏要赶晚上的火车回去，在车站门口掏出一个红包塞进她手里。她打开，是一叠皱巴巴的纸币——一百、五十、二十、十块，每一张都抚平了折角。

“妈。”

“拿着。研究生比本科花钱多。”方敏说完就拎着蛇皮袋进了站。她看着母亲的背影消失在检票口，把红包折好放进帆布袋最里面的夹层，和那把旧算盘放在一起。

毕业典礼周庭深没来。他说那天省里有公务员模拟考试，走不开。她说没关系。其实她知道这不是考试的问题——是她没告诉他典礼的具体时间。她发了朋友圈，拍了学位服的照片，配文只有两个字：走了。他点了赞。

七月中旬，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到了。烫金的校徽印在深蓝色的信封上，她拆开之后翻到自己的名字，用手指描了描那几个字。然后她给周庭深打了个电话。

“录取通知书到了。”

“太好了。”他说。然后顿了顿，“对了，我爸问我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你现在读研了，我也快考完公了，我爸说——”

“庭深，”她打断他，“你有没有想过，你每次说‘我爸说’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不是在怪你，”她说，“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没有你爸，没有你奶奶，没有那些‘应该’和‘必须’，你自己想要什么。”

沉默持续了不知道多久。她听到他吸了一口气，准备回答。但那个回答在电话那头悬了很久，最终没有落下来。

“我不知道。”他说。

她闭上眼睛。这三个字她听过无数次，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她不是在赵太君的客厅里听他说“我也不知道”，不是在公交车上听他说“我没办法”，不是在饭桌上听他说“不知道”——而是在她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请他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一个自主决定的时刻。他仍然给了同一个答案。她发现自己并不意外，只是觉得胸口某个位置松了一下，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被松开——不是断裂，是松开。没有痛，只有一种沉闷的回声。

“我知道了。”她说。

她挂了电话。窗外七月的阳光正盛，梧桐树上的知了叫得震天响。苏晚已经搬走了大部分行李，陆知遥的三个显示器也收进了纸箱。701寝室空了大半，只有她的床铺还维持着原来的样子——枕头边放着算盘，墙上贴着两张便签：我想用数学做真的事。收到。

她看着那两张便签，想起大二那年第一次在图书馆翻开那本书时，扉页上有一行铅笔字。几年过去了，铅笔字还在，便签也还在。但她和便签的主人已经见过无数次面——在课堂上的最后一排角落，在他办公室那盆旱得卷边的绿萝旁边，在他递来的助教申请表和每周一颗的橘子糖里。而她和周庭深之间，隔着一整个她无法帮他跨越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