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课第一周。数学分析，早上第一节课。教室在四楼，窗户朝东，阳光把整个黑板切成两半——左半边暗得发灰，右半边亮得刺眼，中间那道明暗交界线像用尺子画的。
林见微坐在第一排正中间。这是她从小到大的习惯——不是想讨好老师，是个子高又不想挡别人。她在课本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字很小，紧紧地贴在折缝旁边，像怕浪费什么。旁边有个男生在打哈欠，打完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然后趴回桌上继续补觉。后排几个女生在讨论中午吃什么，糖醋排骨还是麻辣香锅。林见微没有回头，但她发现自己确实在听她们说话。不是因为内容，是因为那些声音让她想起苏晚。
黑板没擦干净。上节课留下的粉笔印还隐约可见，是一组积分号，手写体很漂亮，勾画之间有一种数学才有的节奏感。她盯着那组积分号看了片刻，想起了母亲算盘上的珠子——那些珠子被拨了几十年，磨得发亮，摸上去有浅浅的凹槽。她小时候不明白珠子也会磨损，后来才知道，足够多的时间加上足够多的重复，连木头都会变形。
上课铃响了。铃声很旧，不是电子音，是那种机械铃，声音从走廊尽头传过来，像有人在敲一面很小的钟。
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进来。头发有点油，几缕贴在额头上，像刚洗过脸但没来得及擦干。衬衫领子微微外翻，一边塞在脖子里一边翘着。胳膊底下夹着一本卷了边的教材，封面上贴着图书馆的标签。他把教材放在讲台上，扫了一眼台下——前三排空荡荡，只有林见微一个人坐在正中央。他没有自我介绍，没有发教学大纲，只是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数学分析。
他的粉笔字很好看。不是漂亮，是一种精确的美——每一个字都贴在隐形的横线上，行距均匀，起笔收笔都干脆利落。林见微盯着那四个字，发现他写“分”字时那一捺收得很短，像是写了太多年的板书，已经学会了不浪费任何一笔。
他开始讲实数理论。从实数系的公理出发，确界原理，单调有界定理。每个定理都带着证明，每个证明最后都画一个小方框。他的板书整齐得惊人，一行一行排列在黑板左侧，粉笔与黑板碰撞的节奏始终恒定，像一种古老的手艺。他不问“听懂了吗”，只是在黑板上一个定理一个定理地推下去，偶尔停下来扫一眼台下。那种扫视不是确认，是习惯——一个在讲台上站了几十年的人对教室的本能感知。
林见微一直在抄板书。她写字很快，且用力，笔尖划过纸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她甚至用铅笔画了辅助线，把证明的括号对齐在页边上，每个小方框都用尺子补了一笔。这不是天赋，是训练。从小学开始她就是这样记笔记的，母亲教她的：账本不能涂，涂了就不清了，每一笔都要一眼看到底。她试过在草稿纸上乱写，每次都会在写完半页后停下来，撕掉，重抄。她知道这不是大学课堂的要求，但她改不了。不是不想改，是不敢。
课间休息时教授放下粉笔，走到窗边喝水。他没带水杯，是用一个保温杯的盖子喝的，喝完之后盖上，拧紧，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嘴角，不是纸巾，是老式的棉布手帕，蓝白格子的。林见微不知道为什么记住了这个细节。也许是因为在她从小到大的经验里，一个人怎么对待日常琐事，往往比他在重要场合的表现更能说明问题。旁边的男生歪过头来看了一眼她密密麻麻的笔记：“你记得也太快了吧。你是不是把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抄下来了？”她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目光还停在黑板上。窗外有鸟飞过去，影子映在黑板最上沿，一闪就不见了。
后半节课，教授讲起了无理数。
他在黑板上写下那个古老的证明——如果根号二可以写成不可约分数p/q，那么p和q必须同时是偶数，与不可约矛盾，因此假设不成立。这个证明林见微高中就看过，但她不介意再听一遍。因为它简洁、确定、不容置疑。在所有的假设里，在所有的情况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中间地带。她在高中第一次读到这个证明时在草稿纸上抄了三遍。不是要背下来，是觉得美——那种用最少的假设推出最大的结论的美感。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种美叫什么。现在她知道，它叫确定性。是可以反复验证、每一次都得出同样结论的确定性。是她觉得越来越珍贵的东西。
教授写完最后一行，转过身来。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先把粉笔放回粉笔槽里，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粉笔灰飘起来，在阳光里亮了一瞬。
“这不是一个巧妙的数学技巧，”他说，“这是一个信号。它在告诉你们，你们之前以为‘数’就是你们学过的那些东西，是错的。有些东西不在你们的体系里。你得扩大你的体系，才能容纳它。”
教室里很安静。连后排讨论午饭的女生也停了。窗外有鸟叫了一声，但没有人转头去看。
“你们来数学系，不是来学计算的。计算是计算器的事。你们是来学这个的——当你的旧框架装不下新事实的时候，你得自己造一个新的。”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整个教室，最后落在第一排正中央。
“今天就到这。回去看第一章习题，自己挑几道做。我下次课抽人上来讲，讲不出来不扣分——但我会记住你。”
他说“我会记住你”时语气很淡，没有威胁，只是陈述一个他将来会援引的事实。然后他拿起教材，夹回腋下，走了出去。没有多余的寒暄，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课后问我”，和来时一样干净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