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一起去家具店挑了一个布艺沙发，米白色的，她选的，坐垫很大很厚，她可以盘着腿坐在上面织毛衣。

他坐在她旁边，看电视。她看什么他看什么，从来不换台。

她喜欢看戏曲节目，京剧、越剧、黄梅戏，什么都看。

他听不懂，但还是陪她看。

她有时候织着织着就靠在他肩上睡着了，手里的毛线针还攥着。

他把毛线针轻轻从她手里抽出来，把毯子拉上来盖住她。

她的头发蹭着他的下巴，有些痒，他没有动。

从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小云上高中了，每天骑车上学，书包很重，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摇摇欲坠。

他每天早上比她早起，给她做早饭。他不会做什么，也就是煮个粥、热个牛奶。

小云吃着，说“谢谢叔叔”，背着书包跑下楼了。

他站在阳台上看她骑车出了巷口，转弯，不见了，然后才回去收拾碗筷。

小云考上了大学，师范，和她妈妈一样。

录取通知书寄到的那天，她从学校跑回来，手里举着信封，气喘吁吁的，脸上的汗珠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她把信封递给她妈妈——你拆。

她妈妈手在发抖，拆不开，他把信封接过去，用小刀划开，把那张纸抽出来递给她。

她看了一遍，眼眶红了。

他在厨房里又煮了一碗面，三个人围坐在那张小桌子旁边，面很烫，热蒸气笼罩着那盏灯。

小云毕业了，工作了，嫁人了。婚礼在教堂办的，她穿白纱，挽着他的手臂走过红毯。

他说会紧张，她说不会，手心全是汗。

她把他的手放在女儿的手里，退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哭了。

他没有哭，拍了一下新郎的肩膀，只说了一句“对她好”。

她退休了，头发白了，腰弯了，脸上皱纹也多了，和他一样。

她不再去学校了，每天早上还是起得很早，习惯了，睡不着。

他们一起逛菜市场，她挑菜，他拎袋子。

一起看电视，她把毛线织完了拆，拆完了又织，其实也穿不了那么多。

一起去阳明山散步，她走得很慢，他走得更慢，他们谁也不催谁。

山上的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很乱，他没有告诉她，他想起甲板上另一个人的头发。

他以为他这辈子不会有这些了。

他不知道老天爷会在最后给一个人这样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他配不配。他不敢问。

他想起那些在黑暗里做过的事，那些不能跟任何人说的秘密，那些写在卷宗里永远不会被打开的名字。

他配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不该伤害的人。

这句话不是他说的，是那个人说的。

一九九五年，她在台北病逝。

走得很突然，前一天晚上还在看电视，戏曲频道，放的是一出越剧，她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没有醒来，他叫她，叫了两声，她没应。

他坐在床沿上，握着她的手。手已经凉了，和第一次她端汤给他时那温热的手指，不一样了。

他送走了她。葬礼很简单，没有花圈，没有挽联，只有几个老同事和巷子里的邻居。

小云哭得很伤心，他站在旁边，没有哭。

小云全家移民加拿大的时候，他一个人留在台北。

他没有走，这是她的台北，不是他的上海，但她的骨头在这里。

他走了，谁来看她？他把公寓退了，搬到了阳明山脚下一家养老院。

那里很安静，山很高，天很蓝。每天早上起来在院子里走一圈，然后坐在廊下晒太阳。

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也不跟别人说。他不需要说话了，他想说的话，这辈子都没有说出口过，现在更不用说了。

他在台北住了快五十年了，比在上海住的年头还长，但他从来没有觉得台北是他的家。

他的家在上海，在法租界那条种满梧桐树的街上。他不回去了，他回不去了。

养老院里来了一个新义工，一个小姑娘，二十出头，扎着两条辫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两弯新月。

他看到她笑了一瞬，想到了那个人。

那个人也喜欢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她不是那个人，她只是长得像。

她推着他在院子里走，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爷爷，你是哪里人？”

“上海。”

“上海哪里？”

“卢湾区。”

“哇，卢湾区！那是好地方呀！我听说淮海路上好多好吃的！我爷爷奶奶也是上海人，说不定你们认识呢！”

他没有说，他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只是笑了笑，没有接话。

小姑娘推着他走到一棵花树下停下来，那棵树开着白色的小花，花瓣薄薄的，在阳光下几乎透明。

台北的白玉兰和上海的一样，白白的，像雪。

他伸出手，什么也没有碰到。

白玉兰的花瓣落下来，落在他的膝盖上，落在他的掌心里，薄薄的，带着一点点香。

他把那朵花攥在掌心里。

那个下午，他坐了很久，久到西移的光线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他没有哭，他这一辈子，只在心里哭过。

那年得知顾清珹走的时候，他都没有哭。

他放下了一切——放下了上海，放下了那些故去的面容，放下了那个人。

他娶了妻，养了女，在台北的一条小巷子里过完了大半生。

他以为他放下了，他真的放下了。

他只是没有忘记。

二〇〇八年，唐浩初在台北病逝，享年一百岁。

养老院的护士说，他走的时候嘴角微微弯着，像是在笑。

阳光落在他的脸上，很暖。他终于可以不再背负那些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