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德成到杨文华,何庭走了一年。
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有些事是何庭看见的,有些事是他听说的,有些事是他从赵锐锋的短信里读到的。他把这些事一件一件记在心里,和方旭笔记本上的那些路放在一起。
郭兴被调去负责更远线路的运输。周德成接手瑞丽的收购之后,郭兴不再跑瑞丽到芒市这段平坦的国道了,改跑山路多的那条线。那条线单程就要五个多小时,沿途关卡多,虽然周德成说“都打点过了”,但每次过关还是要紧张。
郭兴有一次喝醉了酒,在芒市的一个烧烤摊上跟周德成吵了一架。烧烤摊的老板后来跟人说起这件事——郭兴拍着桌子,说“姓何的是我找来的,你们过河拆桥”。
周德成没有理他,坐在对面,慢条斯理地吃着一串烤牛肉,等郭兴骂完了,才说了一句:“杨总的安排,你有意见去找杨总。”郭兴就不说了。
他继续开他那辆白色厢式货车,在新线路上来回跑。货车的车厢上,“芒市兴达药材批发部”的字样越来越模糊了——油漆被雨水冲刷,被阳光暴晒,蓝色的字褪成了灰白色。
何庭在德龙市场见过他一次。那是周德成接手后的第三个月,郭兴开着他那辆白车来瑞丽拉一批木材——杨文华给他安排的“别的活”。他把车停在市场后门,蹲在榕树下抽烟。老孟在他旁边修鞋,两个人不说话,各干各的。
何庭从市场后门走出来,看见了他。郭兴也看见了何庭。两个人隔着榕树的气根对视了一眼。郭兴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站起来,朝何庭走过去。他走路的时候身体还是微微往前倾。
“何老板。”他的语气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热络的,带着笑的。现在不笑了。
“郭老板。”
“你现在跟着周德成干了。”
何庭没有说话。
郭兴盯着他看了几秒。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何老板,你厉害。”
他转身走了。白色短袖衬衫的背影走向那辆白车。他拉开车门,上了驾驶室。白色厢式货车发动起来,拐出市场后门,往芒市方向开走了。
何庭看着那辆车走远。老孟在他身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他心里有气。有气的人,容易出事。”
何庭没有回答。他把郭兴的背影记在了脑子里。方旭笔记本上,郭兴的名字被圈在一个蓝色的圆圈里。现在那个蓝色圆圈旁边,何庭用铅笔写了两个字:保山。
岩保不再帮人送货了。
老孟把修鞋摊的活分了一些给他。
一开始是简单的——拆旧鞋底,清理鞋面上的胶水,给皮料上油。岩保干得很慢,手指头笨,拆鞋底的时候把钳子戳进了自己的虎口,血珠子冒出来,他用嘴吮了一下,继续拆。
老孟在旁边看着,不说话,偶尔伸手纠正一下他的手法——不是用嘴说,是用手。把岩保的手指掰到正确的位置,然后松开。
然后是缝鞋底。岩保缝的第一双鞋底,针脚歪歪扭扭的。他把鞋底拿给老孟看。老孟看了看,说:“拆了,重新缝。”
岩保拆了,重新缝。第二遍比第一遍好一点,但还是歪。老孟说:“再拆。”
他拆了缝,缝了拆,一双鞋底反复做了五遍。第五遍的时候,针脚终于直了。他把鞋底拿给老孟看。老孟看了看,说:“还行。”岩保笑了一下。
那是何庭第一次看见岩保笑。
后来岩保的手艺越来越好。一个月后,他缝的鞋底已经看不出是新手的了——针脚均匀,走线笔直。
两个月后,老孟开始让他接客人的活了。
第一个客人拿来一双凉鞋,鞋跟断了。岩保花了半个小时把鞋跟换好,收了三块钱。他把三块钱攥在手里,攥了很久,然后递给老孟。老孟没有接。“你自己赚的,自己留着。”
岩保把钱折起来,放进裤子口袋里。口袋是破的,他塞得很深。
那天傍晚收摊以后,岩保一个人坐在榕树下,把那三块钱掏出来看了看。三张一块的,皱巴巴的。他把钱展平,一张一张叠好,又折起来放回口袋。
何庭坐在他旁边。两个人不说话,就坐着。榕树的气根在暮色里晃动。
“何老板。”岩保忽然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谁听见。
“嗯。”
“我爹以前也修过鞋。在芒市做工的时候,他在一个鞋厂干过。不是做鞋,是修鞋。厂里的人鞋穿坏了,找他修。他不要钱,就是帮人修。后来厂里裁员,他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再没修过鞋。”
何庭看着他。岩保的眼睛在暮色里亮着。
“他要是继续修鞋,不碰那些东西,就好了。”岩保说。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三块钱。
“我现在替他修。”
刘永昌被调去负责芒市方向的布控。
他在芒市租了一间房子,在杨文华公司仓库对面的一栋居民楼里。房子很小,一室一厅。他每天从早到晚,记录每一辆进出仓库的车辆。那些记录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三个笔记本。
赵锐锋有一次去芒市看他。他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到芒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按照刘永昌给的地址找到那栋居民楼,爬上五楼,敲了门。敲了三下,门才开。刘永昌站在门里面,脸上的那道疤在走廊灯下泛着白。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
赵锐锋走进去。客厅里几乎没什么家具——一张折叠桌,一把椅子,一个电风扇,墙角堆着几箱矿泉水。折叠桌上放着望远镜、相机、充电器、几包压缩饼干,和三本笔记本。
赵锐锋在椅子上坐下来,翻刘永昌的笔记本。字写得很小,一行一行。他翻了几页,抬起头看着刘永昌。
“老刘,你这字写得越来越难看了。”
刘永昌靠在门框上,把毛巾从肩膀上拿下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你看内容就行。”
赵锐锋继续翻。笔记本上记录了过去几个月里仓库的每一次异常进出——时间、车辆、去向。每一辆车都配了照片,照片洗出来贴在笔记本的相应页码上。
“杨文华什么时候回来?”赵锐锋问。
“下周二。他去昆明开会了,商会的会。”刘永昌走到窗边,往下看了看。仓库门口,两个搬运工正蹲在台阶上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他每周二去仓库。一个人来,司机在车里等。进去待半个小时左右,看账本,见周德成。然后出来,上车,走。”
“他见过什么人?”
“除了周德成,没见过别人。这个人很谨慎。他的电话我们听了一段时间,全是正经生意——木材报价、矿石品位、运输合同。别的事,他从不电话里说。”
赵锐锋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窗边,和刘永昌并肩站着。仓库蹲在夜色中,灰色的铁皮建筑,门口亮着一盏白炽灯。灯下没有人。
“何庭那边,下个月见杨文华。”赵锐锋说。
“他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刘永昌点了点头。他从折叠桌上拿起一包压缩饼干,拆开,掰了一半递给赵锐锋。赵锐锋接过来,咬了一口。
“方旭要是还在,”刘永昌忽然说了一句,然后停住了。他把手里的压缩饼干翻过来看了看,像是那上面写着什么。然后他把剩下的一半塞进嘴里,嚼完了。
赵锐锋没有说话。窗外的白炽灯照着空荡荡的仓库门口,蛾子绕着灯飞。
老马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他的左耳已经完全听不见了。何庭上次回队里汇报工作的时候,在走廊里遇到老马。老马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警服,手里端着一只搪瓷茶杯,杯身上的红字已经彻底看不清了。他看见何庭,站住了。
“马老师。”何庭站住。
老马看着他,左眼微微眯着。何庭又喊了一声,声音比第一次大。老马这才点了点头。
“你瘦了。”
“没有。”
“瘦了。干这行的都瘦。”老马说,他的声音比以前大了。“我当年在瑞丽待了两年,瘦了二十斤。回来的时候,我老婆差点没认出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压缩饼干,递给何庭。压缩饼干的包装纸上印着一只黄色的鸡——和何庭母亲周素琴塞进他包里的那种一模一样。
“带着。饿了吃。”
何庭接过来,放进兜里。
“马老师,您身体怎么样?”
“死不了。”老马摆摆手。他往走廊那头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何庭。”
“到。”
“方旭教你的那些路,你还记得不?”
“记得。十七条便道,四个渡口,一座藤子桥。每一条都记得。”
老马点了点头。他的身体微微往右偏,用好耳朵对着何庭的方向。
“记得就好。用完了,记得传给下一个。”
他转身走了。背比何庭第一次见他时更驼了,步子更慢了。走廊尽头的落地窗外面,香樟树的叶子在风里翻动。他走过那扇窗,没有停。
何庭看着他的背影走远。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老马。
赵锐锋的头发白了一半。
何庭是在回队里汇报杨文华案进展的时候注意到的。赵锐锋坐在会议桌的尽头,面前摊着刘永昌拍回来的照片和何庭的汇报材料。他低着头看材料,头顶对着何庭。头顶的头发以前是花白的,现在几乎全白了。
他抽烟抽得更凶了。何庭汇报的这一个小时里,他点了好几根烟。烟灰缸里插着一堆烟头。
何庭汇报完了。他把周德成最近几个月的交接记录、杨文华仓库的进出规律、以及下个月见杨文华的时间安排,全部说了一遍。赵锐锋听完,把最后一根烟摁灭。
“何庭。你进去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