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庭走进这间办公室时是笑着的。

省缉毒大队的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发出均匀的嗡鸣声，像某种持续的低频警报。走廊两侧的墙壁上刷着半人高的绿色墙裙，油漆已经斑驳了，露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划痕——那是年复一年，无数人走过时背包、腰带、钥匙留下的痕迹。何庭的目光从那些划痕上掠过，心里想的是，这条走廊走过多少人，那些人现在都在哪里。

他穿着便装，白衬衫扎进深色长裤，皮带扣在腰间勒出一道笔直的线。衬衫是他母亲周素琴熨的，领口挺括，袖口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裤子是父亲何明远的，稍微长了半寸，裤脚在鞋面上堆出一道浅浅的褶。他手里拎着一个半旧的帆布包——那是何明远用了十年的教师公文包，军绿色，边角磨出了毛边，背带断过一次，被周素琴用粗棉线重新缝过，针脚细密整齐，像一道愈合的伤疤。

包里装着他的全部报到材料。最上面是一张入队志愿书，字迹端正，力透纸背，最后一段写着：我申请加入缉毒工作，不计岗位，不计地域，不计个人得失。

人事处的门牌挂得有些歪。何庭停下来，抬手正了正。门牌是铝合金的，边缘有一层薄薄的灰，他的手指在上面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子。

“何庭？”

何庭转过身。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走廊里，中等身材，肩膀宽厚，穿着深蓝色的警服，肩章上是两杠三星。男人的脸是方的，颧骨突出，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头发剃得很短，鬓角已经白了。他手里端着一只搪瓷茶杯，杯身上的红字已经斑驳，隐约能看出“对越自卫反击战纪念”几个字。

“是。”何庭立正。

“进来。把门带上。”

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柜门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值班表。桌上摊着两份档案，旁边搁着一只烟灰缸，里面插着七八个烟头。窗帘半拉着，午后的阳光从缝隙里照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道明晃晃的光带，光带里浮着细细的灰尘。

何庭在他对面坐下来，帆布包放在脚边。他坐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背脊没有靠椅背。

赵锐锋把一份档案推过来。封面是牛皮纸的，印着红色的“机密”二字，下面是一行编号：滇E-1207。封面的边角已经磨损了，露出里面灰白色的纸芯。

“你的编号。从今天起，何庭这个名字只在队内使用。对外，你叫何远。腾冲人，在瑞丽做边境贸易。”

他翻开档案的第一页，上面贴着何庭的照片，旁边打印着新的身份信息。姓名：何远。出生日期：1982年3月15日。籍贯：云南腾冲。

“何远这个名字，是从你父亲的名字里取了一个字。你父亲叫何明远。”

何庭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有问题吗？”

“没有。”

何庭把档案翻到第二页。是一张照片，他警校毕业时拍的。蓝底，穿警服，肩章上的学员衔还没摘。照片上的人在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你笑什么？”赵锐锋问。

何庭这才意识到自己在笑。二十二岁，刚从警校毕业四十七天，全科全优，被省缉毒大队侦查一队队长亲自要过来——他确实在笑。

“报告，没笑什么。”

赵锐锋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也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纹路更深了，嘴角往一边歪。他伸手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根递给何庭。

“不会。”何庭摆摆手。

“不会好。”赵锐锋自己点上，吸了一口，“我叫赵锐锋，侦查一队队长。你是我亲自要来的。去年省厅到警校选人，你的考核成绩我看过——射击、格斗、心理评估，全优。但我看重的不是这个。”

他从档案下面抽出一张纸，是何庭写的志愿书。最后一段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

“你写的是：我申请加入缉毒工作，不计岗位，不计地域，不计个人得失。来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写类似的话。但我调了你的背景资料。你家在昆明，父母都是教师，独生子。以你的条件，可以留在省厅机关，也可以去刑侦、经侦，都比这里安全。”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选这里？”

何庭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香樟树上有鸟在叫，是两只斑鸠，一唱一和。他想了想，开口说：“我读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坐在我前面。叫周远。他成绩很好，数学尤其好。高二那年突然退学了，老师说是家庭变故。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吸毒，把家里房子卖了，他妈跳了盘龙江。”

办公室里很安静。

“他跟着他爸搬去了城中村。高三那年冬天，我在南屏街见过他一次，他在发小广告，瘦得认不出来了。我叫他名字，他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跑了。”

“后来呢？”

“后来就再没见过。我考上警校那年，听说他爸死了，注射过量。周远不知道去了哪里。”何庭说，“我当时就想，如果早一点有人拦住他爸，如果早一点有人把那些东西挡在外面，他的人生是不是不一样。”

赵锐锋把烟头摁进烟灰缸里，摁得很用力。过了大概有半分钟，他站起来，从身后的柜子里取出一套制服和一张证件，放在何庭面前。

“明天早上六点，训练场集合。前三个月是封闭集训，考核通过的留下。通不过的，档案退回原单位。”

何庭站起来，双手接过制服。制服比他想象的重。

“1207。”赵锐锋忽然叫他的编号。

“到。”

“记住一句话。干我们这行，笑的时候要真笑，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机会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