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叔蹲在旁边看，看完，站起来，往手心里又吐了口唾沫，开始挖。

轻策庄的人陆陆续续聚集过来，没有人招呼，没有人问工钱。男人们扛着锄头，女人们拿着竹筐，老人们用藤条编运泥的兜子。孩子们也来了，搬不动石头就搬碎石，搬不动碎石就捡树枝，把冲散的稻秧一株一株捡回来，码在田埂边，根系朝下，暂时用湿泥护住。轻策庄的孩子很多，个个光着脚，个个在泥里跑得飞快。

应颐在泥水里站了整整五天，白袍早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下摆被泥浆糊成硬壳，干了之后裂成一块一块的，走起路来簌簌往下掉土渣。头发被泥水浸过，结成一缕一缕的，她懒得拆，用一根树枝随手盘在脑后。每天天不亮就蹲在渠线上画图，标桩，指挥挖掘。陶叔带人挖渠，她把灵力压进土层，加固渠壁。

加固的手法和之前不同。不是把松散的泥沙板结成临时岩体，那种手法经不起第二场山洪。她换了一种方式：把灵力渗进渠壁的泥土颗粒之间编织，像编藤条一样，让每一粒土和相邻的土之间形成极细微的灵力丝线，互相牵引。渠壁还是土的颜色，摸上去也是土的质感，但水冲上去的时候，颗粒不散。

陶叔挖完一段渠壁，把手掌贴上去，从渠顶摸到渠底。摸完，看了应颐一眼，没说话，但那个眼神应颐读懂了：这块壁，超稳的。

第五天傍晚，三级排水渠全部修完。陶叔站在山腰的蓄水塘边，看着塘底的泥水慢慢沉淀，清水从溢流口漫出来，沿着第二级渠道分流，稳稳地注入梯田两侧。水声变了，连续的、均匀的哗哗声，像一把极钝的刀在磨刀石上匀速地来回。陶叔看了许久，忽然说：“仙灵大人，您这方法，能传下去就好了。”

应颐站在他旁边，裤腿上还在往下滴水。“你在学，你学会了，不就就是传下去了。”

陶叔没有接话，他看着蓄水塘里自己的倒影——一个老农，头发白了大半，脸上全是泥点。倒影在水面上晃了晃，被溢流的水波揉碎，又重新聚拢。

渠修好后的第三天，下了一场小雨。不是暴雨，是细细密密的、刚好能试出水渠效果的小雨。雨丝落在蓄水塘的水面上，打出极小的涟漪，一圈一圈往外扩，还没扩到塘边就被溢流的水带走了。应颐和陶叔站在山腰的蓄水塘边，看雨水顺着新修的渠道分流、蓄积、缓缓注入梯田。水是清的，渠是稳的。被捡回来的稻秧重新插了下去，蔫了三天，第四天清晨，叶尖开始返青。

陶叔蹲在田埂上，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那点返青的叶尖。碰得很轻，像怕碰坏了。然后他站起来，走回屋里，从木箱底翻出那本手抄册子。

应颐那天傍晚坐在陶叔家的门槛上，手里捧着一碗新熬的米汤。米汤是陶叔老伴熬的，放了红薯，甜丝丝的。

再次离开轻策庄，天边是清晰的蓝天白云，应颐依然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走出村口，走到半山腰，雾散了。她回头看了一眼——轻策庄的梯田在晨光里一层一层亮起来，新修的排水渠像三条银灰色的线，从山腰一直画到山脚。

走出很远之后，她听见了歌声。从很远处传来的声音，隔着几座山头，被风削得断断续续的。调子很老，词也听不清，但那个声音她认得，是陶叔。他在唱一支她没听过的山歌，大概是他年轻时在田里唱的，大概是他的父亲教他的，大概是老陶家五代人在梯田上反复唱过的。应颐在山路上站了很久，把那段调子记在心里，然后转身，继续走。

背包里三样东西：一枚磨光的魔物角，一本手抄的农书和一把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