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朗琛的工作在继续。

不知不觉间，方印纹研究组的氛围也悄悄变了。最初他加入的时候，组里确实有种喝茶养老的暮气。像一潭死水，偶尔风吹过，荡起一圈浅浅的涟漪。

现在比以前忙了，但心里有了奔头。社会各界给的正反馈像春风一样吹进来，工资上调了，在总院的话语权和被重视程度也提高了。大家从里到外变得自信大方、鲜活生动起来。

萨特有一次在例会上说：“咱们组现在有活虫气了。”

每位虫都笑了。

周朗琛还在一点一点地整理那块数据载体。

那些被修复的数字碎片，像一盒打散的拼图。他没有参照，只能一块一块地试。有时候忙了一整天，只拼出同一人的三五条连续的动态。

他像考古学家清理在清理一件脆弱的文物，用软毛刷一点点拂去时间的尘埃，露出底下原本的纹路。

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一个年轻女子的人生，慢慢从那些碎片里显形。

虫族的技术没能复原出她的身份信息。她的网名是一串乱码，头像是一只卡通猫，在各个平台上的发言风格也不太一样。但周朗琛能从那些碎片里，清晰地看到一个人影。

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小时候，爸爸和弟弟吃鸡蛋，她吃弟弟吃剩不吃的鸡蛋碎。弟弟四时八节有新衣，她360天穿校服。

但她没办法怨怪爸妈，爸爸是家里的劳动力，需要他撑起家；弟弟是家里的男丁，需要他延续“香火”。而她，至少还能吃到弟弟剩下的大块鸡蛋碎。

她知道，妈妈在她吃完之后，会用馒头片去擦盘子里的油花和小碎末，好像那是什么了不得的美味。

父母也给她买过几件新衣，而他们自己身上，永远都是干货穿的旧衣。

她考了全班第一，爸妈说“女孩子家嫁得好就行啦，不用吃这种苦”；弟弟考了及格，爸妈逢人就说儿子有出息，以后肯定是能走出村里的大学生。

童年时的她，忙着干家务、带弟弟，处理田间地头的杂活……先找上她的，是偏科的成绩。

她语文很好，作文写得尤其有灵性。有时，这样的作文，会给她带来高分，但有时，这样的作文反而不符合考试的标准。

生活的琐碎像潮水一样漫上来，一浪一浪地，磨平了她的灵气。光鲜的成绩一次比一次普通，她成了老师口中“女同学就是后劲不足”的活例子之一。

好在，弟弟初中读不下去，自己辍学进了工厂。她因此得以继续读书，最后上了个不知名的、学费低的大学，毕业后在普通的公司做了份普通的工作。除了实习期，她每月只给家里五百块外，连续三年，她都把工资的五分之二打给父母。

她谈过三段恋爱，都没有结果。

她也想像爸妈说的一样“嫁得好”“不吃这些苦”的，但总是事与愿违。她总怀疑是因为自己不够漂亮，要不是没钱，她甚至都想过去整容。

后来，她慢慢看明白了。

在漫长的生活磨砺中，在屡次命运的锤打下，她发现父母说的是错的。她发现自己从小到大被灌输的那些认知，以及那些认知被内化之后，从自己的血肉里长出来的新的认知，也是错的。

她在很小的时候，被环境裹挟着，走上了一条“捷径”，锁链锁着她的翅膀，直到翅膀退化，再也无法飞翔。就像被投喂了一颗裹着毒药的蜜糖。在生命的前二十多年中，毒性一直在发作，而她无知无觉。

发现并让自己承认这一点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不亚于一场没有麻醉的刮骨疗毒。

她恨。

恨世界、恨社会、恨父母、恨别人、恨自己。

她悔。

后悔没有更早明白这些，后悔把最好的青春虚掷浪费，后悔在每一次被贬低时都没有反驳，后悔在每一次被忽视时都选择了沉默。

可她一想起父母常年穿着的旧衣、母亲吃的鸡蛋碎渣、弟弟进厂后偶尔给她的几十块零花钱，让她没有办法去责怪家人。

她开始了曲折的、漫长的、无声的改变。

她减少了在穿搭、美妆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转而去看辩论赛视频、听播客。她不再在碎片视频上消磨大量时间，而是去看一两个小时的电影。

每次看完，她会给自己发语音，把看到的内容用“事实+观点+感受”的公式，结合自己的语言复述下来。

一开始磕磕绊绊，说出来的话像没拧紧的水龙头，滴滴答答、断断续续。一年后，她的表达已经主旨清晰、节奏自然、顺畅得像是另一个人在说话。

她开始写仅自己可见的日记。

她还减少了原本就不多的美发、美甲次数，用省下来的钱买电子书。在社交平台上写或长或短的读后感，有时候有人看，有时候没有。

她曾经生过一场病，住院半个月，没人来陪。手术前，她在病床上用手机写：“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希望有人能知道，我来过这个世界。”

幸运的是，这场病痊愈了，虽然花光了她原本就不多的积蓄。

不幸的是，病愈后她“被失业”了。

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她收到了家里打来的六千块钱，不再每个月给父母打钱，还在社交平台设置仅自己可见的动态：“我不会回去的。在外面饿死也不会回去。那个家，不是我的家。以后我在哪，哪就是我家，我就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