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秋天，张澈把深圳的厂子盘出去了。

决定做得很快，但准备做了很久。他花了半年时间把手头的订单全部交付完毕，跟客户一一说明情况，把后续的维护订单转给了一家他信得过的同行。团队里的师傅们，他一个个谈了话——想留在深圳的他帮忙介绍了新东家，想跟他走的他承诺到了新地方先安顿好再接他们过去。

最后跟他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阿光，一个是跟了他三年的老师傅老周。

阿光说：“澈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反正我这条命是澈哥从冲床底下拽出来的。”

老周说：“你手艺好，跟着你干不亏。”

张澈没说什么，帮他们买了火车票。

走之前他去了深圳湾，站在那天晚上背张芮一走了一路的堤岸上。海还是那样的海，咸腥的风，远处的轮船灯光，一浪一浪拍过来的水。他把那颗不锈钢杨梅的模具从口袋里掏出来——他做了两个发卡，一个是成品，一个留着模具。模具很小，只有拇指大，上面杨梅的形状反过来凹进去，像一个微型的山谷。

他把模具抛进海里。

一个小小的水花，然后就没了。

过去的十四年，都在那朵水花里了。

2007年10月，张澈到了杭州。

张芮一去火车站接他。他背着一个帆布包，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从出站口走出来。人群熙熙攘攘的，但她一眼就看到他了——他走路的样子跟小时候一模一样，身子微微前倾，像在迎着风走。

她跑过去。跑到他面前，停下来。

“你来了。”

“嗯。”

“不走了？”

“不走了。”

张芮一踮起脚尖，当着火车站广场上几百号人的面，在他嘴角那个涡上亲了一下。

张澈的耳朵尖红了。但他没有躲。

她带他回家。

六十多平米的小房子，被他那个蛇皮袋一放，更小了。张澈站在客厅里，环顾四周，看得很慢很仔细，像在检视一个他做了很久的模具。

“窗帘是你自己做的？”

“你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