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的罗平，是被金色和红色浸透的春天。

万亩油菜花田迎着春风彻底盛放，从县城脚下铺到远山边际，像老天打翻了盛满金箔的匣子，漫山遍野都染成耀眼的亮黄。风过时，千层万层花浪翻涌，清甜的香气能飘出十几里地。县城后山的云南山茶也开到极致，一树树艳红泼洒在黛色山林间，花瓣厚润如绢，迎着日光开得轰轰烈烈，连风卷过时，都裹着沉甸甸的、蜜一样的香。

可这铺天盖地的春光，林晚荞已经快一个月没心思看一眼了。

开学这一个月，她的日子被劈成两半。一半是教学楼里的黑板、粉笔、写不完的试卷和永远在倒数的高考倒计时；另一半是县医院消毒水的味道、父亲术后的康复药、母亲熬红的双眼和永远凑不齐的医药费。

每天清晨五点，天还没透亮，她就从医院陪护的折叠床上爬起来，沿着晨雾弥漫的公路走四十分钟回学校上早自习。白天上课，校服口袋里的老年机永远调成振动，只要机身一颤，她的心就跟着揪紧。课间十分钟，她总是躲在教学楼后的香樟树下，接母亲打来的电话——协调家里的琐事，打听父亲的康复情况，算计还差多少医药费。晚上下了晚自习，她再一路快步走回医院，帮母亲给父亲擦身、喂水，守着输液瓶到后半夜。常常是趴在病床边眯一会儿，天不亮又要往学校赶。

她的课桌里，永远放着两个干硬的麦饼，那是她一天的口粮。课间别人趴在桌上补觉、闲聊时，她就着自来水啃一口饼，手里还在补前一天落下的笔记。可就算她拼了命地两头赶，黑板上的数学公式还是越来越模糊，老师讲的知识点左耳进右耳出。月考成绩出来，她从年级前二十，一下子掉到一百名开外。

班主任王老师找她谈过话，看着她眼下浓重的乌青和瘦得凹下去的脸颊，叹了口气，只说让她照顾好自己，有困难跟学校说，学校能帮的一定帮。林晚荞低着头说了声谢谢老师，什么都没说。她知道学校有贫困生补助，可那点钱，对于父亲后续的康复费、奶奶每个月不能断的药、家里一屁股外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真正压垮她最后一点坚持的，是那个周末的下午。

她从医院回了趟家，刚走到院门口，就听见母亲压抑的哭声。堂屋里，母亲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摊着一个皱巴巴的本子，上面一笔一笔记着借的每一笔钱：东家五百，西家一千，零零散散加起来，已经欠了亲戚一万多块。母亲的脸熬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才四十出头的人，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看见她进来，母亲赶紧抹掉眼泪，强撑着笑了笑：“荞荞回来了？锅里给你留了饭。”

那天晚上，她躺在自己小床上，听着隔壁父母房间里，母亲压低了声音跟父亲说，又去了谁家借钱，被人家冷言冷语赶出来，说一个农村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不如早点出去打工赚钱还债。父亲躺在那里，一声不吭，只有粗重的、压抑的呼吸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

林晚荞睁着眼睛看着屋顶的瓦片，眼泪无声地淌进枕巾里，湿了一大片。

她知道，母亲为了凑钱，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能求的人都求了。一辈子要强的母亲，为了这点钱，挨家挨户低头说好话，把腰都快弯到泥土里。父亲术后恢复得不好，医生说要继续做康复治疗，不然还是有落下残疾的风险，可康复费一天就是几十块，家里已经拿不出来了。奶奶的慢阻肺又犯了，咳得整夜睡不着，却舍不得去医院，只在家吃最便宜的药顶着。

而她，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每多待一天，就是在吸父母的血。

周日的午后，天朗气清，春风里满是油菜花和山茶花的香气。林晚荞爬上学校后山的山茶林，找了一块能看见山下整片油菜花海的石头，坐下来。

漫山的山茶开得如云似霞，艳红的花瓣落在她的校服裙摆上。山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金色花海，风卷着花浪往天边涌去，像她曾经憧憬过的、无限广阔的未来。

她在这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从阳光正好坐到夕阳西沉，橘红色的落日把花海和山茶林都染成温柔的暖色，又一点点沉进远山背后，天色慢慢暗下来。

她的脑子里，反反复复回放着医生说的话、父母深夜的叹息、母亲借钱时卑微的笑脸、黑板上鲜红的高考倒计时，还有苏晓跟她说过的，要一起去昆明读大学的约定。

她想过无数种可能。想过申请休学一年，等家里情况好点再回来，可她知道，这个家现在离不得她，一年的时间，太多变数了。想过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可县城里根本没有能让她兼顾学业、又能赚够医药费的活计。想过跟学校申请资助，可就算免了学费，家里的窟窿，还是填不上。

最终，她做出了决定。

不是一时冲动的赌气，不是走投无路的崩溃。是十七岁的她，把所有能走的路都想了一遍，把所有退路都权衡了一遍之后，唯一能选的那条路。

她不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