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兰的宿舍门开了条缝,里面没开灯。清晨五点的光线还很暗,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只有安全出口的绿光幽幽地亮着。
“王女士?”苏清弦敲门。
没有回应。
夏染示意她后退,自己轻轻推开门。房间里的景象让两人都停住了——
墙上贴满了照片。不是装饰画,而是实实在在的照片,用图钉固定在墙纸上,密密麻麻,像某种偏执的展览。照片大多是黑白的,有些已经泛黄,是三十八年前孤儿院的孩子:玩耍的、学习的、吃饭的、睡觉的。
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手写着名字和年龄。
在照片墙的中央,是七个相框,里面是七个孩子的单人照——火灾的死者。相框周围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像某种仪式性的标记。
“王秀兰?”夏染提高声音。
卧室里传来轻微的响动。门开了,王秀兰走出来,穿着睡衣,头发蓬乱,眼睛下有深深的黑眼圈。
“你们来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早有预料,“我一直在等。”
“等什么?”苏清弦问。
“等有人来问那些还活着的人。”王秀兰走到墙边,手指划过那些照片,“三十八年了,七个孩子死了,但还有十二个活下来了。我是其中一个。”
她指向一张合影:“这是我们。火灾那晚不在院里的十二个人。有的去夏令营,有的被亲戚接走,有的……只是运气好。”
照片上是十一个孩子和一个年轻女人——陈惠兰。孩子们笑着,不知道几小时后他们的同伴将葬身火海。
“活下来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苏清弦问。
王秀兰笑了,笑得很苦:“有的很好,有的很糟。最糟的……已经死了。自杀,三个。车祸,一个——但我觉得那不是意外。酗酒过度死的,两个。剩下的,包括我,都带着某种……伤痕活着。”
她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我记录了每个人的情况。每隔几年更新一次。就像……悼念。”
夏染接过笔记本。里面按字母顺序排列着十二个幸存者的信息:姓名、出生日期、火灾时的年龄、现在的住址和联系方式、近况备注。
“你为什么做这个?”苏清弦问。
“为了记住。”王秀兰说,“如果连我们都忘了,他们就真的死了。七个孩子,还有陈阿姨……他们需要被记住。”
她的手指停在某一页:“最近,有人开始联系这些还活着的人。不止我。电话、信件、甚至上门拜访。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关于火灾,关于林修士,关于那些没说出来的秘密。”
“什么人?”
“不同的人。有记者,有研究者,有……自称是志愿者的人。”王秀兰抬头看她们,“但我觉得,他们是同一批人。问的问题太像了,像是按剧本来的。”
苏清弦和夏染对视一眼。剧本——江墨影最喜欢的词。
“最近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夏染问。
“三天前。”王秀兰翻到笔记本后面,“有个女人来找张建国——幸存者之一,现在在建筑工地干活。她说是社会工作者,要帮他申请补助。但问的全是火灾的事。张建国觉得不对劲,给我打了电话。”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他说很年轻,戴眼镜,说话很温柔。”王秀兰想了想,“对了,她说她姓江。”
江。
空气仿佛凝固了。墙上的照片在晨光中沉默地看着她们,那些黑白的面容在泛黄的相纸里永恒地年轻。
“其他幸存者呢?”苏清弦问,“还有谁被接触过?”
王秀兰翻动笔记本:“李红——现在是超市收银员,上周收到一封信,里面是一张老照片的复印件,问她认不认识照片里的人。赵小军——开出租车的,有人坐他的车,一路上都在问火灾的事。还有孙丽……”
她一连念了六个名字。六个幸存者,在过去两周内都被以各种方式接触过,问的都是三十八年前的旧事。
“他们在收集信息。”夏染判断,“或者在……筛选目标。”
“筛选什么?”王秀兰问。
苏清弦没有直接回答:“王女士,你最近有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不一定是信件,可能是任何东西。”
王秀兰愣住了。她走到床头柜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小木盒:“这个……算吗?”
木盒很普通,没有锁。她打开,里面是一枚徽章——铜质的,已经有些氧化,图案是圣玛丽教堂的轮廓。
“三天前出现在我信箱里的。”王秀兰说,“没有包装,没有纸条,只有这个。我认得它……这是当年孤儿院的院徽,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我的在火灾中丢了。”
苏清弦小心地拿起徽章。背面刻着编号:037。
“这是谁的编号?”
“不知道。”王秀兰摇头,“编号名单在火灾中烧毁了。但我知道,死去的七个孩子,编号都在030到040之间。因为那是年龄最小的一批。”
030到040。037在其中。
“七个死者,加上十二个幸存者,一共十九个孩子。”苏清弦计算着,“编号从001到019。但037……这个数字不对。除非编号不是按顺序,或者……”
“或者有更多的孩子。”夏染接话,“档案可能不完整。”
王秀兰的脸色变了:“你们的意思是……还有别的孩子?不在名单上的?”
“只是一种可能。”苏清弦把徽章放回盒子,“王女士,我们需要借你的笔记本。还有,请你最近不要单独外出,保持手机畅通。”
离开精神病院时,天已经亮了。晨光刺破云层,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王秀兰站在宿舍门口,目送她们离开,身影在晨光中显得单薄而脆弱。
“她在害怕。”上车后,苏清弦说。
“谁都会害怕。”夏染启动车子,“如果三十八年前的噩梦重新找上门。”
她看了眼副驾驶座上的笔记本:“先从谁开始?”
苏清弦翻到第一页:“张建国,四十六岁,建筑工人。住址……城西棚户区。”
车子驶出精神病院大门。在后视镜里,苏清弦看见王秀兰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她突然想起江墨影的话:“活着的人,有时候比死者更痛苦。”
也许痛苦的不是活着本身,而是活着必须记住,而记忆是最残忍的刑罚。
城西棚户区是城市扩张留下的疤痕。低矮的砖房挤在一起,巷道狭窄得仅容一人通过,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和污水的气味。
张建国的家在最里面,一扇锈蚀的铁皮门。敲门后,里面传来粗哑的声音:“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