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对《红楼梦》中黛玉焚稿与宝钗出阁这一命运分野的深度剖析后，苏清晏的思绪，从文学的大悲大喜转向了一个看似与“闺”无关、却深刻影响女性命运的领域——科举制度。她注意到，搜索结果中出现的“寄十迴向位”、“寄十行位”等佛教修行术语，虽非直接关于女性，却以“寄”字提示了一种将修行寄托于具体行位的思维模式。这让她联想到：在传统社会中，“闺”中女性的价值实现，是否也常常“寄”托于男性的科举功名？而女性自身，虽然被排斥在科举制度之外，却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这一决定家族兴衰的“功名”生产体系中。

首先，科举是古代女性命运的重要外部变量。正如前文所引《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凡例所言，该汇编收录了“有清一代在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诸方面有一定影响之作家诗文集”，而这些作家的成长、求学、应举、入仕历程，往往离不开背后母亲的教诲与妻子的支持。“母教”在科举文化中被高度推崇——从孟母三迁到欧母画荻，女性作为“教子”者，其价值通过儿子的功名得到间接实现。程砚指出，许多闺秀诗人的作品，正是写于丈夫或儿子赴考、离任、贬谪等科举仕途的关键节点，她们的诗词成为记录家族命运与个人情感的重要载体。

其次，“闺”中女性如何参与“功名”体系？林晓晓梳理了以下几种路径：一是“助夫苦读”——妻子承担家务、抄写文稿、甚至变卖首饰支持丈夫求学；二是“课子成才”——寡母含辛茹苦教养孤儿，如《红楼梦》中的李纨便是典型；三是“代笔捉刀”——某些才女曾为父兄或丈夫代写诗文应酬；四是“间接交流”——通过诗文书信与士人圈保持联络，如薛涛与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唱和。周默补充道，在实物层面，从“闺阁刺绣”中的“功名富贵”图案（如绣有“蟾宫折桂”、“连中三元”的荷包、扇套），到女子为赴考亲人准备的衣物、干粮，无不渗透着对科举功名的参与和期盼。

然而，女性与科举的关系也充满了悖论与悲剧。苏清晏指出，科举制度将女性彻底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女子不能应试、不能做官、不能直接光宗耀祖。她们的价值只能通过男性（父亲、丈夫、儿子）的成就来间接实现。这种“寄”托式的价值实现体系，使女性的命运完全系于男性的成败：丈夫落第则家境潦倒，儿子不肖则母之教化为空。《儒林外史》中鲁小姐因丈夫不擅八股而“愁眉泪眼”的描写，正是这种焦虑的文学写照。更可悲的是，那些因科举成功而得以封诰的命妇，其“荣耀”背后，可能是一生的孤独与等待——丈夫宦游在外，她们独守空闺，甚至至死未能团聚。